「黑人宣言」50載　美國黑奴血淚史猶在淌

美媒《華盛頓郵報》12月31日發表《賠償與信仰：「黑人宣言」50載後》（Reparations and Religion: 50 years after “Black Manifesto”）報導，略述黑人賠償運動的興衰，指出直到今天才有部分教會或大學開始研究賠償奴隸後代或資助貧困黑人的計劃，但這仍引起許多白人教徒的反感，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甚至以「駭人無恥」（outrageous）來形容「黑人宣言」。

無獨有偶，《底特律大都會時報》（Detroit Metro Times）則在前一日揭露密歇根州沃倫市市長福茨（James R. Fouts）歧視黑人的錄音。福茨以緊急電話911為例，毫不掩飾地說道：「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無聊電話（Bullshit calls）由黑人撥打……他們無論何時都撥打911，不是嗎？他們為了噪音或瑣碎細事就叫警察……可能有個顯著數據，對吧？搞不好他們其中一些就在犯罪，可能60％，對，或是更高？」根據統計，沃倫市起碼有20％居民為黑人，而福茨也並非首次對黑人口吐惡言。這顯見，即使林肯宣布解放黑奴已過了100多年，但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仍在美國社會揮之不去。

雖然1865年12月18日，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正式批准憲法第13條修正案，宣告就此廢除奴隸制與強制勞役，保障並擴大了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於1863年1月公布的《解放奴隸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效力與範圍，使獲得解放的黑奴不再僅限於南方邦聯的叛亂州而已；而傳統美國社會認定：1619年8月20日是第一批黑奴被賣至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日子，因此將2019年視為黑奴抵達400周年來反思與紀念。（儘管史家大衛‧諾蘭（David Nolan）發現早在1565年西班牙人就於佛羅里達使用黑奴，故強調將奴隸制的濫觴都歸諸於英國人是「搶劫黑人歷史」，西班牙人也沒什麼不同），但可不是每個白人都樂意這樣想。

北美社會在殖民時期乃至獨立後，始終存在強大的擁奴風潮和種族歧視思想。即便是被美國鄙為落後野蠻的墨西哥，也早在1821年獨立後便逐步廢奴，反觀美國遲至慘烈的南北戰爭後才慢慢鬆開對黑人的枷鎖。直到今天，美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與剝削仍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未能真正落實《美國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且若回顧美國獨立前後對奴隸制的爭辯，將會發現擁奴主義者與當前的種族主義者，其實內在邏輯毫無二致。

例如麻薩諸塞州法官約翰‧賽芬（John Saffin，1626─1710年）以基督教觀念強調奴隸制的正當性與神聖性，認為上帝造人本就是根據階級與才智而有區別，《聖經》也認可蓄奴，因此廢奴必定是「違背上帝所建立的秩序」；牧師梅瑟（Cotton Mather，1663─1728年）也強調「黑奴與印第安人都是上帝賜予子民的禮物」，即便受洗成基督徒也不會改變奴隸身份。還有許多教會亦在「關愛」奴隸的前提下，提倡引進黑奴開發殖民地，但其立論仍是基於「黑人低白人一等、不屬於開化人類」的種族主義。

從現實因素衡量奴隸制的擁奴主義者，則以廢奴將帶來大量經濟損失的理由，試圖合理化此制度。如著書呼籲蓄奴的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一面扭曲《聖經》指稱黑人是受詛咒的含（Ham）的後代、註定受其他種族奴役；一面計算若解放西印度群島的黑奴恐將造成40萬英鎊以上的損失。最後尼斯比特乾脆宣稱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奴隸主豈會輕易傷害自己的財產？為此，尼斯比特下了結論，稱黑奴的生活「遠比現行歐洲專制主義國家的人民來得快樂，甚至超過蘇格蘭與愛爾蘭的農民」，既維護奴隸制，又藉由指責歐洲國家來襯托美洲殖民者的優越性。

這種「白人愛護黑奴」的粉飾之詞，即使在今日仍有一定誤導性，遑論在當時影響力有多麼廣泛。譬如美國獨立後的北卡羅萊納州牧師派提洛（Henry Pattillo，1726-1801年），就自稱是以「愛」來「教導」黑奴，令他們成為「最快樂的人類」。弗吉尼亞州教授杜依（Thomas Roderick Dew，1802-1846年）還誣衊「黑人的智力與道德都嚴重低於白人」，若解放的話將衝擊社會治安，因此需要白人的「同情」與「關愛」來奴役。佐治亞州的某奴隸主更沾沾自喜地介紹自己如何「施恩」給黑奴：「為我的黑人蓋了幾棟舒適的房子…還有一間寬敞又舒適的醫院，醫生在黑人患病時給他們治療…我有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我提供足夠的琴絃，讓他每週六晚上為黑人演奏至深夜12點」。

但再多的「德政」都掩飾不了黑奴遭捕捉、勞動剝削、性別壓迫、威脅骨肉分離、文化自信喪失的事實。早年是奴隸販子的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1725─1807年）為此良心不安，覺得西非「野蠻的、尚未開化的人民所實行的奴隸制度，要比我們殖民地的奴隸制度温和得多…不需要那種足以榨乾我們奴隸的超強度和長時間的持續工作」。而各州政府與奴隸主之所以制定各種嚴厲法令處罰脱逃與反叛的黑奴，也是因深知一般人類根本受不了被奴役的痛苦。例如弗吉尼亞州的奴隸法竟明文允許對逃奴「可以將其肢解」，深懼黑奴反抗的奴隸主也渲染黑奴「隨時都有拿起武器的可能，一旦其中的某個人感到絕望，他就有可能比卡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約公元前108至前62年，曾密謀推翻元老院的羅馬政治家）更容易發動一場奴隸戰爭」，正顯露因苛待黑奴而生的不安心理。

19世紀中期，因不堪為奴而逃往加拿大的黑人約翰‧利特爾（John Little），拾起辛酸的筆尖控訴白人的偽善：「他們說奴隸幸福而快樂，因為奴隸經常發出笑聲。白天，我和另外三、四個人已捱了200次鞭打，我們的腳上還戴着腳鐐；而到了夜晚，我們還得在鐐銬的嘎嘎聲中唱歌跳舞，逗別人哈哈大笑。我們是得快樂一點！但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壓抑痛苦，以免心兒徹底破碎」。

1838年逃往美國北方獲得自由的黑人作家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年），也在自傳裏痛呼：「為什麼我是奴隸？為什麼有些人當奴隸？另一些人卻當主人？有沒有一個時代不是如此？」1852年7月4日，道格拉斯更在演講中說道：「獨立宣言中所體現的那些偉大法則，如政治自由和與生俱來的正義能夠普照到我們身上嗎？你們的7月4日對美國的奴隸來說意味着什麼？…這一天比一年中任何一天更能顯示出他們是不平等與虐待的受害者…你們的慶祝會是一種羞辱；你們所誇耀的自由是不名譽的」。字字句句都飽含血淚，令散發「自由」光輝的美國價值，立刻顯出被忽視的血污。

美國社會對黑奴的歧視與恐懼，還擴散到海外。如西半球第一個黑人共和國海地，於1791年照着殖民宗主國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宣言舉起獨立大旗時，法軍反而源源不絕地渡海前來征討，美國也忙不迭地支持法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還向法國保證將協助「剿平令人驚恐的黑鬼（Negros）叛亂」；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也徵詢法國是否能「減少黑人」，並期待法國重新奪回海地。諷刺的是，傑斐遜還被視為廢奴主義者，殊不知其廢奴的動機，是想保持美國種族與道德的純潔性，並主張將黑奴送回非洲，完全不願讓渠等分享「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

待海地獨立成功後，美國立刻對其實施貿易禁運和拒絕外交承認，用意正是要「教訓」這個竟膽敢起身反抗的黑奴國度，奴隸主們甚至叫囂若讓海地官員入境，形同「對謀殺主人與其情婦的黑奴的獎賞」。直到1862年南北戰爭期間，美國才正式承認海地政府，然而對海地的厭惡仍瀰漫在美國社會裏。1893年，銜命擔任駐海地大使的道格拉斯，便在芝加哥演講時批評兩國關係之所以冷淡，正是因為「海地是黑人，我們從未原諒生為黑人的海地，或原諒造物主讓她成為黑人」。因此2018年1月謾罵海地是「屎坑」（Shithole）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過是表達幾百年來美國保守派對黑人、對海地的傳統偏見，絕非天外飛來一筆的胡言亂語。

即使林肯在南北戰爭末期宣告解放奴隸，但被解放的黑奴並非就此一帆風順，仍有不少南方黑奴被北軍擄獲後，送往農場強制「自由勞動」以換取糧食，境況僅比為奴時好上一些。而為了吸引南方歸心與利用棉田資源，原本積極主導重建的北方派選擇退讓，默許南方各州制定一道又一道剝奪應承給黑人的權利的法令，製造種族隔離的社會。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的自由並未保障經濟上的自由，美國眾議員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1792─1868年）曾建議給每個自由黑人分配40英畝和1匹騾子的承諾，但至今從未實現。美國史家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遂這樣敘述：「黑人們一直關注着解放的承諾，他們注意到那些象徵自由平等的標誌和旗幟逐漸開始萎靡、褪色」。

雖然1964年美國國會推出《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宣告禁止隔離與歧視黑人，但仍無法完全消弭種族歧視，黑人仍在不平等的教育和經濟起點上受挫，由此而生的犯罪率與失業率，則讓白人種族主義者有藉口散播黑人天生「懶散」、「無知」、「貧窮」的觀點，加深種族隔閡。南方各州甚至一直想在教科書裏竄改南北戰爭的爆發原因。例如以維護「州權」為由解釋南方叛離的合法性，淡化奴隸制的罪惡。2010年，更發生過弗吉尼亞州小學四年級歷史教科書捏造黑人曾為南軍作戰的史實，引發軒然大波，顯見仍有不少人不肯正視那段血腥又污穢的過往。

而當今（2019）年6月美國眾議院重新對是否賠償黑奴後裔召開聽證會時，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持反對意見，並稱「我們已經試過靠打內戰、通過里程碑式的民權法案、選出非裔美國總統來解決奴隸制原罪」，言下之意就是黑人應該就此滿足，不該有所奢求。此番發言立刻招來猛烈指責，但究竟該不該賠償黑奴後裔，仍未取得美國人民的共識。根據2016年的一份民調，起碼有八成白人反對向黑人賠償。儘管部分美國大學開始賠付早年販賣的黑奴後代獎學金、或是坦承創校者的販奴罪行，但仍屬杯水車薪且非全國性的反省認錯。因此要撫平種族歧視與奴隸制留下的傷痕，在美國仍有漫長的路途要奮鬥。

而從麥康奈爾的發言，也可略窺無論過了多少世代，黑人仍舊被視為不該受平等對待的族群。要知道，奴隸制的罪惡與遺毒，除了肉體上的勞動壓迫之外，最教人傷痛的是，黑人遭剝奪一切同親族和母文化的所有連結，既不掌握生產工具、也沒得到思想自主權，只能被白人社會灌輸服從的、底層的附屬意識，對原鄉的記憶和認同徹底斷裂。即使今日美國黑人的地位與權利，已比百年前提振許多，但這種肉體與心靈的剝削，依然造成渠等的雙重痛苦：即對非洲而言，他們已是離散的陌生親人，但對美國來說，他們又是被白人嘲諷與壓抑的他者，幾百年來被強制對美洲土地的血汗付出也常遭邊緣化，使得黑人永遠只能在這塊被強迫歸屬的「家園」裏，成為被擯斥的活幽魂。

巴普蒂斯特在氏着《被掩蓋的原罪：奴隸制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崛起》的導言裏，寫道「人們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觀點：正是商品化、苦難與折磨，以及對美國黑人的奴役，造就了美國的強大和富有。然而，事實就是如此」，便是針對美國大眾迴避黑奴歷史的心態，最犀利又最精準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