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城市的誕生:芝加哥「超貧民窟化」的罪惡循環
芝加哥長年來都有著「雙城記」的封號,是美國貧富差距以及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大城市之一,長年來受到貧困、幫派與槍枝暴力摧殘。但是芝加哥其實曾經相當繁榮,並且是全國許多其他黑人的嚮往之地。圖為探討芝加哥暴力社會問題的電影《Chi-Rag》。 圖/電影《Chi-Rag》
筆者2015年剛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的時候,11月感恩節前夕的一個週末,收到學校連環Email宣布週一全校停課,因為學校接獲FBI通報:一名21歲男子狄恩(Jabari Dean)在網路上揚言要「帶著自己的M4卡賓槍跟沙漠之鷹手槍,到芝加哥大學校園上處決16名白人男性師生,因為麥克唐納(Laquan McDonald)被警察射了16槍。」
事件指的是前一年10月於芝加哥遭白人警察射擊16槍致死的17歲黑人青少年麥克唐納,他遭警方過度執法的影片在法院宣布必須公諸於世之後,全市譁然,而狄恩受此影響而激進化,揚言要以暴制暴、替麥克唐納復仇。
狄恩在當日即遭FBI逮捕到案,當天無人員傷亡,而學校也在隔日恢復正常運作。雖然這件單一事件就此了結,但這也是筆者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美國大城市裡盤根錯節的種族衝突、警察暴力、以及槍支問題。
坐落於芝加哥南區(South Side)的芝加哥大學,更可以深刻感覺到種族對立以及貧富差距的緊張情緒,芝大座落的海德公園(Hyde Park)社區,是主要為黑人區的芝加哥南區,幾乎僅存的「富裕白人島」,與周圍貧困的華盛頓公園(Washington Park)、恩格塢(Englewood)等等黑人社區,形成強烈對比。
芝加哥長年來都有著「雙城記」的封號,是美國貧富差距以及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大城市之一,也被稱作「像是曼哈頓撞上底特律」:芝加哥北區主要住著富裕的白人,而全球化也讓市中心商業區洛普區(The Loop)蓬勃發展,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復甦之後,市中心一棟棟閃耀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近年來包括摩托羅拉系統公司、波音、以及麥當勞等等跨國企業也都將總部遷到芝城市中心。
但是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卻是長年來受到貧困、幫派與槍枝暴力摧殘,主要為黑人居住的南區以及西區。搭著高架地鐵(The El)通過南區,便不難看到蕭條的景像:一片片的空地雜草叢生,許多房屋不是封閉就是傾頹,並鮮少能夠看到商業活動。而在這些經濟蕭條的社區,頻繁的槍枝暴力也屢上國際新聞:
2016年芝加哥創下近20年來最高的兇殺命案數,共計762 起凶殺命案、3,550起槍擊案、以及4,331 位槍擊受害者,而今年四月光是一個週末就有24起槍擊案,其中5人喪命。
很顯然,許多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經濟會自動讓頂層的財富「滴滲」(trickle down)到底層、惠及貧苦大眾的理論,並無法解決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2018年芝加哥市的平均失業率為4.1%,創下新低,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為10萬美元以上,但這樣蓬勃的經濟景氣卻沒有「滴滲」到貧困的黑人社區, 45%的黑人年輕男性找不到工作,而2017一個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指出,5個南區以及西區的社區,即便只佔全市人口9%,兇殺案有半數發生在這5個社區之中。
美國總統川普也喜歡把芝加哥掛在嘴邊,嚷著「這是全美最暴力的城市,讓全國羞愧」,這當然完全符合美國右派最喜歡到的話術:民主黨、左派執政的大城市就是罪犯窩藏之處,從而正當化右派喜愛的警察「鐵腕執法」(tough on crimes)。然而社會學家早就一致公認,內城區的犯罪問題,並不是警察執法就可以解決的,警察暴力只會更深化警民之間的不信任,而過度執法通常差別性地針對少數族裔社群。
雖然芝加哥市內輿論幾乎一致砲口對外,反抗川普的「芝加哥罪惡說」,指出如底特律或巴爾的摩等城市的犯罪率更高,但論者無法否認的是,芝加哥確實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犯罪問題。
芝加哥的黑人區其實曾經相當繁榮,並且是全國許多其他黑人的嚮往之地。二十世紀上半葉,在美國東北岸以及大湖區工業蓬勃發展的時期,全美有大約600萬黑人,逃離仍實施種族隔離法(Jim Crow)的南方,在史稱「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的時期,前往北方的工業大城,如芝加哥、紐約、底特律討生活,這些城市提供約南方州兩倍以上的薪資條件。
從南方移入的黑人,在芝加哥主要定居於南區以及西區的運輸帶以及工業帶,並主要於製造業就業。一直到1950年代,在芝加哥仍是製造業與運輸業大城的這個時期,鋼鐵業、機械製造業、屠宰業、郵購以及百貨批發業,在芝加哥南區以及西區提供數十萬穩定、良好薪資、以及具有工會保障的就業機會。
這些受僱於核心工業的勞工階級的日常消費行為,也促進周邊的商業活動,形成良好的經濟循環,以及緊密的社群關係。位於南區「黑人帶」(Black Belt)的布朗茲維勒(Bronzeville)是當時芝加哥黑人文化的中心,不僅擁有許多黑人自營的商家,更是美國北方城市爵士樂文化的中心之一。
當然在南區跟西區這樣的經濟榮景之下,潛在的種族歧視與隔離的問題還是存在。例如美國在1930年代開始,銀行金融以及房屋借貸開始實行所謂的「Redlining」,指的是金融業者會根據不同的社區,劃定不同的風險族群,而有色人種社區(以紅線標示)通常被標示為「高風險族群」,因此導致即便是收入小康的黑人家庭,只要是來自黑人區,便難以貸款買房或是開公司。
但是在世紀上半葉,在經濟結構完善的情況下,這樣的種族歧視問題尚未破壞黑人社區的社群紋理。但在1960年代之後,美國的產業結構產生劇變,原本北方的工業大城工業出走,不是逐漸發散於郊區,就是前往南方的「陽光帶」(Sun Belt),或是移往海外尋求廉價勞力,而全國的經濟也逐漸去工業化,轉變為服務業以及「知識經濟」為重。以芝加哥西區的北朗戴爾(North Lawndale)為例,在1960到70年代間,就流失了四分之三的工作機會。
龍頭工業出走後,周圍經濟網絡也迅速瓦解,沒有了大工廠的大批員工,週遭的自營商家也做不起生意,芝加哥的黑人社群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就流失了大多數的生計。在面臨到產業出走之時,種族歧視與隔離的實施便促發了一連串的惡性循環,社會學家華康德(Loic Wacquant)與威爾遜(William Wilson)稱之為「超貧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黑人族群在被剝奪能動力的狀況下,例如因為Redlining而無法搬家買房,或是即便有錢搬家,房仲業者也往往暗中阻擋黑人家庭移入白人社區,以免「影響房價」,受到產業結構變遷影響的黑人族群,便無法逃離已經沒有工作機會的區域,再加上政府縮減社會福利,許多黑人就被這樣硬生生被「困在」沒有就業機會的區域裡,導致惡性循環,讓這些黑人社區快速「超貧民窟化」。
被困在經濟蕭條、未來沒有希望的「’hood」裡(’hood為neighborhood的簡稱,為黑人稱自己的社區用語),許多人(尤其是年輕男性)只能轉往幫派活動以及販毒。在接受訪談時,有青年指出出生長大在這些社區裡,所知道的世界就是幫派及販毒,甚至說道自己所知道「最酷」的職業,就是在街上販毒。
但即便有青少年想逃離自己所屬的社區,因為幫派之間地盤的劃界,導致許多年輕人被迫「效忠」某個地界之內幫派,無法自由活動於城市之中。芝加哥警方估計全市約有十萬名幫派份子(芝加哥人口約三百萬),而幫派分界之明顯,甚至也有「幫派地圖」,幫派的分佈幾乎跟南區、西區的貧困黑人社區吻合(也包含一些拉丁裔的社區),而芝加哥大部分的槍擊案,也幾乎都發生在幫派的地盤之上。
哈佛社會學家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指出,芝加哥居民具有明顯的「心理地圖」(mental map),也就是對於不同社區,有深根蒂固的感知。大部分的人,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一聽到某個社區就會浮現出既定印象,不管房租多麽便宜,打死也不會搬去住。
芝加哥在實際上與心理上的種族隔離,導致近年來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內城少數族裔社區經歷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並沒有發生在芝加哥的黑人社區。這樣實際狀態與心理感知不斷彼此強化的惡性循環,使得芝加哥依舊是全美種族最隔離、貧困與犯罪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芝加哥新科市長萊特福特(Lori Lightfoot),不但是首任黑人女市長,也是多年來最左派的市長。她在競選時主要的政見之一就是要改變以往的「鐵碗執法」,重新建立警民信任以及重新投資貧困的社區,而這兩年來也有一些草根團體與Whole Foods等零售業合作,進駐原來缺乏超市的恩格塢社區。但這些努力是否能夠扭轉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