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起的美國夢？美國大學生「畢業即負債」的學貸危機

美國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就學貸款問題，其實早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就已經浮上檯面。圖為2012年正在聽歐巴馬演講的大學畢業生。 圖／法新社

人類物質文明發展至今出現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世界生產力雖有所疲軟，但人類總體財富仍是前所未有的高檔。根據瑞士信貸10月公布的〈2019世界財富報告〉（Th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以2019年中期為準，人類財富較過去12個月成長了9.1兆美元，來到360.6兆每元之譜，年成長率2.6%。

其二、赤貧人口越來越少。世界銀行資料庫顯示，如以2011年的購買力平價，以每日賺取1.9美元作為貧窮基準線，2015年全球約有7.34億人處於赤貧狀態；1990年與2008年則分別為19億與12億人。

其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樂施會2018年的統計指出，2009年全球前380名富豪的財產，與全球後半50%民眾的財產相等；但是到了2017年，全球僅僅前42名富豪的財產，就與之相當。

四、全球債務不斷攀高。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於11月初指出，全球債務已達188兆美元，是全球經濟產出的2.3倍。這位來自保加利亞的經濟學家特別警告，高債務將使得負債的政府、企業與家庭在財政收縮的情況下，變得更為脆弱。

當中就學貸款的債務問題，近期在台灣與美國皆引發爭論。日前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提出「學貸免息」，在被問及若出現呆帳該如何應對時，其妻李佳芬女士表示「政府就把它吃了吧」，輿論嘩然；美國方面，2020總統大選前的高教學貸危機，亦引發政壇風暴。

2008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今天已悄悄邁入第12個年頭，美國作為這次經濟震盪的核心國家，其政治效應在三年前，已經透過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充分表現（即便川普的實際選票比希拉蕊還要少上一些）。而美國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就學貸款問題，其實早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就已經浮上檯面。

2011年11月，繼華爾街佔領運動後，一場名為「佔領學貸」（The Occupy Student Debt Campaign）的運動在曼哈頓上場。這場運動的訴求大致分為兩個層次：高階訴求是呼籲聯邦政府一筆勾銷學貸之餘，還必須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低階訴求是州立與私立大學的財政透明化，以及如果需要繳交學費，至少學貸要維持零利率。

可美國學貸問題究竟有多沉重？根據《CNN》，美國學貸在2012年第一季時，累積約9,040億美元，已經比2003年上漲了275%；將近8年後的今天，美國就學貸款的債務已逼近1.6兆美元，與8年前運動鳴笛啟動時，又多了7,000億美元。然而，究竟要如何客觀看待這個數字？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據統計，美國大學生與研究生（包含碩博）的就學貸款，平均約落在2萬9,000美元。而這主要是非營利的州立與私立大學學生，如果是以營利為主的私立大學，更是直接上看4萬美元——這表示學生畢業一出校門，就可能揹上至少88萬～121萬新台幣的債務。

這在過去其實並不是什麼太嚴重的問題，畢竟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美式資本主義下，高等教育是對自己未來人生與職涯的投資，學歷與收入至今都還是呈正相關。紐約人壽（New York Life）今年的一項調查也顯示，連本帶息全數繳清就學貸款的平均時間是18.5年。如將還款期間再拉長一些，在20到25年內償還，其實負擔並不會那麼沈重。然而，壞就壞在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就業市場大幅緊縮。

有調查指出，美國當前大學畢業生中，約43%的人第一份工作處於不充分就業的狀態。這不僅表示所學非能所用，而且可能還「小用」，工資自然難有起色。更麻煩的是，如果5年內都處於低度就業，有高達74%的機會在未來5年內仍會停滯不前。

這不僅使背負的學貸更加難以償還，更現實之處還在於，大學生及研究生畢業5～10年後，可能因為在校所學已無法跟上產業環境發展的腳步，使得謀得一份能夠支撐起「美國夢」的工作更形困難。

主張左翼凱恩斯主義的美國經濟政策研究院，於「2016年入學的大學新鮮人」（The Class of 2016）研究中指出：2004～2014年間，高等教育學貸借款人數成長了92%，而平均貸款金額則上漲了74%。

學貸累積速度的加快加深，同時伴隨著更多人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美國千禧世代（依據皮尤的界定，泛指1981～1996年出生者）進入大學的比率約為40%，遠遠高於戰後嬰兒潮世代的25%，以及Ｘ世代（1965～1980年出生者）的30%。

學貸利率的上漲，也直接增加了貸款的負擔。以美國較普遍的「直接補貼貸學金」（Direct Unsubsidized Loans）為例^註1，2017年7月，該貸款適用於大學生的利率從3.76%上漲到4.45%；2018／2019學期年漲到5.05%；2019／2020年（也就是當前這個學期）雖調降到4.53%，但研究生的利率還是高達6.08%。

直接補貼貸學金利率與美國銀行貸款利率幾乎是連動的，在大學生部，這幾年前者僅略低於後者0.5%。這直接呼應格奧爾基耶娃所說，緊縮的利率政策將使借款人承受更大的利息支出，直接加重學貸負擔。

探究其原因之一，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費上漲速度太快了，遠超過了家戶年所得中位數的所得成長率，加上四十餘年來，家戶年所得中位數又幾乎停滯。

如圖一即明確地呈現了美國大學學費（含私立與州立大學）、家戶每年所得中位數，及全美家戶所得最高前1%的所得，這三者自1973年以來的成長率（1973=100）。在扣除通膨因素以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所得中位數家戶的收入，在這40年沒有什麼顯著成長，但大學學費卻成長了380%以上，甚至超過了家戶所得1%金字塔的所得成長速度。

財務分析師亞當斯（Riley Adams）用簡單的數據說明這個現象：在1974年，美國家戶年所得中位數約1.3萬美元，而當時私立大學學費每年約2,000美元，換算成2018年的水準分別為7.05萬美元與1.1萬美元。但現實中的2018年，美國家戶所得中位數為6萬3,179元，根本不及1974年的水準，而不含雜費的學費則是3萬4,740美元，大大超過1974年學費水準。

雖說比爾蓋茲、賈伯斯和祖克柏都以沒讀完大學就直接創業而享譽於世，出乎意料地反將學歷一軍，蘋果總裁庫克（Tim Cook）也表示，像編碼（coding）這類技能，在大學未必都能學得到。蘋果、Google、IBM等跨國資訊產業近幾年甚至宣布，雇用人員不再限制需要四年制的大學學歷。

IBM副總裁達利（Joanna Daly）於2017年受訪時坦言：「IBM在美國本土雇用的員工中，15%不具備四年制大學學歷。」庫克今年年初也表示，蘋果去年（2018）召募的員工中，有一半不具備四年制大學的學歷。

當這些知名跨國企業開始帶頭，逐漸不再將學歷視為謀職的必要條件，為什麼高昂的學費與學貸，還是無法阻卻青年男女就讀大學？純粹從所得的經濟角度，或許能提供一個簡潔的答案。

在2018年的美國，高中學歷的勞工平均週工資是730美元；大學畢業、碩士與拿到專業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的勞工，週薪分別為1,198、1,434與1,884美元，而且失業率與學歷之間呈現負相關——學歷越高，失業率愈低（見圖二）。

大學學歷早就是一種與「中產階級生活」相聯繫的個人投資標的，隨著1960年代私人信用的擴張，「用貸款一圓大學夢」成為可能。1972年，尼克森總統任內設立「學生貸款行銷協會」（Student Loan Marketing Association），也就是後來俗稱的「莎莉美」（Sallie Mae）。莎莉美在1984年，由主張「大市場小政府」的雷根總統改組，成為在美國專門經營儲蓄、規劃和付費的教育金融企業。^註2

大學學歷成為達成「美國夢」的重要一環，這不僅展現在先前所提到、與中學畢業生的所得差距，它更成為社會追逐的標的物。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教授，就於1979年出版的《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表示：

位高權重者給青年人製造了「讀大學是必要的」的社會氛圍，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大學生」成為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為了這種身份，你可以忽略經濟上必須付出的代價。

最後回到市場，也只有在先前的基礎上討論「供需法則」，才能夠一探美國高學貸債務問題在當代的意義。如前所述，千禧世代就讀大學的比率已經高達40%，美國大學另外還收了超過100萬名國際學生，但是在這幾年之間，又有多少家新設的大學呢？

筆者能夠找到的只有3所，分別是：2001年於加州設立的私立美國創價大學、2003年由達美樂創辦人莫尼漢（Tom Monaghan）在佛羅里達州創立的私立阿夫瑪麗亞大學、屬於加州大學系統，於2005年設立的加州大學美熹德分校。這3所大學合計所招收的學生當前尚不及9,000人，即便是既有學校新設系所，也顯然不可能趕得上從美國與全球湧入申請的學生。

僧多粥少下，美國大學自然坐地起價。再者，如先前所言，在美國社會「讀大學等於成功人生」的社會輿論下，政府通過信用貸款制度、補貼等政策，鼓勵青年就讀大學。美聯儲紐約分行2007～2009年的就學與貸款記錄就顯示，美國政府補貼就學貸款這一項制度，與大學註冊率之間呈現正向的關聯性：就讀大學者越多，補貼也越多。可美國政府每多支出一美元的補貼與助學金，學費最多可以上漲到0.6美元。

學子湧入高教、學費高漲、政府補貼、學貸債台高築…彼此相互作用下，儘管學貸對於美國不同族裔群體，造成的衝擊並不盡相同，但都已為美國國家財政與社會埋下未爆彈。從歐巴馬執政時期（2009～2017年）到今天的川普總統，甚或是2020大選前，民主黨角逐白宮大位的群雄，也都各自端出了不一樣的學貸政策。

（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