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末日——西方無視加沙災難

以下是評論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獲得2024年Weston International Award的得獎演詞。《香港01》獲授權翻譯及刊載。

「起初先有傳媒，世界然後出現。」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在1921年如此寫。這個聖經引喻並沒有誇大其辭。這位經歷過世紀災難的奧地利作家，可以說是第一位針對媒體的評論家，並有理由相信新聞界不再是大眾想像和現實世界之間的中立濾鏡。新聞塑造現實本身。

克勞斯的批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變得更加尖銳，當時他開始指摘報紙加深了他們本應報道的災難。「世界是如何被管治，如何爆發戰爭？」克勞斯問。他認為這場二十世紀重大戰爭的根源在於傳媒引發了整個歐洲認知和想像力崩潰，使各國陷入了一場他們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的戰爭。 他寫道，「行之幾十年後，（記者）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們缺乏想像力，使其會發動一場反令自己滅絕的戰爭。」

克勞斯鞭撻維也納刊物的世界狹隘，我們從更高、更全面的角度來看，可能很容易瞧不起之。但現在殘酷的戰爭在歐洲和中東肆虐不息，隨時牽連更廣，並在各地社會引起撕裂，克勞斯對第四權（所謂民主的支柱）的批評不僅更加切中要害，也呼應了對西方民主制度衰落的更廣泛分析。

西方民主制度內在之脆弱，對於被歐洲殖民的亞洲和非洲臣民來說早已顯而易見。「聖雄」甘地認為民主其實是人民的統治，民主在西方徒有虛名。只要「富貴人家和芸芸飢民之間的鴻溝持續」，而且選民「從往往狡詐的報紙中了解世事」，民主就不可能真實存在。

同樣尖銳地衡量現今，會看見大部分電子媒體推銷假新聞和陰謀論，現在狡詐不只是個別例子。主流傳媒通常由大企業巨賈擁有，聲稱自己承擔着政治和道德責任，在民主消亡之際，他們是黑暗中的燈塔。但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三十年裏，傳媒的局限甚至腐敗不幸地愈加明顯。

我作為非小說類文學作家的職業生涯實際上始於反恐戰爭。這場對我們本世紀影響深遠的戰爭破壞了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並剝奪了西方的公民自由，最後以西方2021年從阿富汗狼狽地撤退而告終。2001年初，我代表《Granta》和《紐約書評》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我基於這些旅程的長篇文章在「九一一」之後不久發表，美歐許多媒體因此視我為「恐怖主義專家」。

這個荒謬的標籤我本應嚴正謝絕，但我卻沒有這樣做。當時英美新聞界很少非西方出身的作者，反伊斯蘭的偏頻文章在專欄評論比比皆是，我感受到責任感的驅使。儘管我怕了那幼稚的問題「他們為什麼恨我們？」，但我想盡量抗衡他們進一步傷害阿富汗和伊拉克那些已經傷痕累累的社會，以及妖魔化西方社會的少數族裔。

其時適逢BBC在黃金時段播放一部關於大英帝國裨益全球的紀錄片，我看得難以置信。我自覺有種壓力，為西方刊物所寫的文章不能太過偏離他們的主流共識：一次過入侵多個國家是公義、公正和必要的，旨在將尤其是女性的人民從殘暴的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

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西方最有聲望的媒體不僅煽動一場基於謊話的戰爭，而且還肆意扯到種族因素。在今天極右翼民族主義者的想像中，一個膚色黝黑而且次人一等的敵人正以寵物為食物，隨時準備摧毀西方白人文明。但針對這個黝黑敵人的粗暴想法，多年來其實一直在所謂的老字號刊物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盛行。

「九一一」之後幾星期，《新聞周刊》表示「是時候要考慮酷刑」。《時代》雜誌建議「精準殘暴」。隨着入侵伊拉克，《大西洋月刊》的封面報道闡述了「輕酷刑」的優勢。在《紐約時報雜誌》中，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不僅敦促美國人擁抱他們的帝國天命並入侵伊拉克，這位人權教授還界定了如何對黑人和棕色人種「以不同形式剝奪睡眠」以及「令他們迷失方向（如給他們戴頭套）以施壓」。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恰逢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第一批蒙面囚犯的照片出現。

以色列在加沙殺害過近20​​0名作家、學者和記者，並禁止外國記者進入行刑現場，但在「九一一」之後不久，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就放過了其罪責。以色列2002年轟炸及摧毀了西岸的一個廣播中心後，今天以批評「獨裁者」而見稱的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聲稱，「巴勒斯坦官方媒體是以色列洩憤的正確對象」。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和萬斯的粗暴想像似乎令人憤慨，如果人們忘記了2006年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向《泰晤士報》記者透露過「明確的願望」，說出像這樣的話：「穆斯林群體不得不吃苦，直到他們的問題得到解決。吃怎樣的苦？不讓他們旅行，驅逐出境——更進一步，限制自由。對看起來像是來自中東或巴基斯坦的人搜身。」

如今，反恐戰爭被公認為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失敗，但依然沒有被全面理解為一場巨大的知識和道德崩壞：西方媒體和政界試圖塑造現實本身，雖然無功而還，但也將殘暴和謊言深嵌到公共生活中。部分因為這場災難沒有被承認——散佈虛假敘述、為大規模暴力歡呼的編輯和作者仍在其位，甚至獲得了晉升——今天西方媒體在報道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時正在重演這場災難：另一場戰爭點燃了國際法律和道德規範的篝火，麻木和扭曲良知。

歷史學者奧馬爾．巴托夫（Omer Bartov）指出，以色列表面上是為了回應哈馬斯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但從一開始就試圖「令整個加沙地帶居住不下去，並使其民眾不堪到要麼滅絕，要麼盡可能出走」。今天，隨著美國提供二千磅炸彈，以色列的極右領導人試圖進一步軍事化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佔領，並透過恐怖主義行為在黎巴嫩和伊朗挑釁敵人，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但與許多被雙方直播的暴行不同，所有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甚至是剿滅加沙，西方主要媒體每天都在掩飾甚至否認。

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幾十年來都知道許多隱形紅線限制了對以色列發展的討論。我過去偶爾嘗試探討這個主題，意識到西方一種無形的壓制和禁區。但不僅僅是像我這樣的非西方觀點被壓制或無視。最近更加明顯的是，西方傳媒的高層似乎已經下了更廣泛的禁令，堅持他們扭曲的邏輯：正如《金融時報》的首席外交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說，「防止加沙人道災難的最好方法就是支持以色列」。

與報道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暴行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報道以色列暴行總是用被動語態，令人更難看出誰在什麼情況下對誰做了什麼。（「患有唐氏症的加沙男子寂寂而亡」是BBC一個報道的原本標題，講述以色列士兵放狗攻擊一名傷殘巴勒斯坦人並任其不治。）《紐約時報》報道一個沉重的標誌階段，以色列殺害了巴勒斯坦人已經三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孺，標題是「加沙的生命終結」。美聯社對以色列飢餓政策的最新報道標題為「十個月大的巴勒斯坦嬰兒戛然不再爬行，小兒麻痺襲擊了加沙」。

以色列嬰兒被斬首的消息未經證實，最終更被揭發為虛假，報道卻受到了記者和美國總統的重視。他們異口一同對以色列監獄中多宗經過核查的強姦和虐待事件保持緘默。《大西洋月刊》——現在的總編輯曾替以色列國防軍辦事，並因散佈虛假伊拉克報道而得惡名——的一篇文章甚至在加沙數千名兒童被殺害之後還能辯稱「殺害兒童是可能合法的」。

西方媒體形容以色列「自衛」，無疑再次暴露了西方主流記者所說的與我們其他人所看到的世界落差巨大。我難免感到似曾相識，並提出一個老問題：在日益沒落的西方新聞王國——我大半生都在這個迷人的王國中——是否仍然有可能在認知上進步？

我們所處的世界畢竟比克勞斯在二十世紀初維也納所生活的要大得多，經驗和視角繁複得多。如今的出版和媒體工作者比我剛開始寫作時多元得多。不那麼保守的意見氛圍，以及對不同經驗和觀點開放的態度，是否能避免新聞界一直以來的知識和道德崩壞？

也許可以，但始於足下的是首先承認面前的重大挑戰：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尤其令到老一輩西方記者和評論人困惑。他們是從冷戰結束和共產主義崩潰後的幾十年間一路走來，當時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似乎定義了整個世界的未來。

今天，西方近三十年來政策制定和新聞界所建基的每一個前提都已破滅。在我們置身的世界民主不再必然有前景，連在歐洲和美國也如是，更不用說印度。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太過嚴峻，現在引起了抵制。煽動者和專制領導人正在崛起。最令人不安的是，白人民族主義事隔多年之後再次成為大西洋兩岸主流政黨的意識形態。

經濟不景氣之際，美國和英國以及德國、法國、匈牙利、波蘭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因為反移民而團結起來，並針對那些他們認為不夠愛國或者過於包容性少眾、少數族群的機構。這種悲觀的情景還不止於此。永無止境的增長和全球繁榮作為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現在面臨環境制約和技術創新以及內在限制，看起來已無法持續。

在那些頂頂大名的刊物中，編輯和作者從未在心理上做好準備，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崩潰，以及西方權力、認受性和威望的急速倒退。由於國族和階級出身以及所受過的訓練，他們過於依戀在西方霸權無可挑戰的時期發展起來的知識假設。由於個人也深陷於舊世界的死亡掙扎中，他們現在無法感受到新世界誕生的陣痛。確實，他們不知如何理解社會的劇烈變化，沉迷於「文化戰爭」等社會共識崩塌的症狀，最後只能以「民粹主義」、「民主倒退」和「自由主義危機」等抽象概念來理解。

更大的問題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幾乎無法理解世界其他地方，更不用說解釋世界了。主流記者試圖透過定量分析來捕捉當前的世界歷史變革——全球南方崛起——的速度和規模。他們以統計數據提到中國對外貿易份額不斷增長，印度、巴西和印尼經濟規模不斷擴大。

但這些事實和數據只是全球大變局的表面漣漪，這場變化正在席捲我們曾經所以為的一切。

我們生活的世界無論在政治心態、情感觀點或經濟結構都與二十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人們渴望不同的自我認同，歷史始終是各種認同之間的一場衝突。我們對過去的偏好故事使我們能夠理解當前的世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位置和身份，並大致解釋了我們對未來的可能有什麼感覺。西方新聞廣泛使用的框架是建立在西方的勝利之上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擊敗極權主義政權，戰後馴服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然後是在冷戰中勝過了共產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全球傳播。在戰後西方這難得的進步經歷使其受益者能夠樂觀地概括世界各地的變化，以及西方引導這些變化的能力。

幾代西方記者自我美代的這個故事，現在與另一個更宏大、更多人認同和更有說服力的故事有所抵觸：去殖化——二十世紀絕大多數人視為核心的事件。

這個詞最初用來描述自1940年代開始的歷史過程，當時亞洲和非洲的「黑暗民族」（杜波依斯的說法）開始擺脫直接和間接的西方統治。但現在它的含義超出了世界歷史上政治和經濟權力的轉變。去殖化成為一個簡稱以描述許多非白人，包括許多非裔美國人和西方移民群體，如何在更長的歷史延續中定位自己——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並衡量未來的可能。

如果有一個分析框架可以解釋一連串本土和國際現象——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西方極右勢力的崛起，到歐洲和北美的文化戰爭、美國大學因加沙而出現的局亂、美國筆會的分裂，或者Kylie Jenner失去近一百萬Instagram追隨者——毫無疑問那就是去殖化。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領導人和評論家，尤其是那些沉迷於1989年後歷史終結幻想的人，不但要回應一個關鍵的歷史發展——由帝國主義建立的西方權力面對再平衡，他們還有責任理解體現這種再平衡的各種文化和心理方式。

毋庸贅言，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即使是全球歷史的一些基本事實——帝國主義、去殖民化——也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的。它們被隱藏在西方文明的宏大敘事——從柏拉圖到北約——背後。我記得在1990年代，當我開始在歐洲和美國發表作品時，作家和記者常常將他們的國家描繪為雅典民主、文藝復興個人主義和啟蒙理性的精神繼承者。

人們閱讀葉禮廷、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馬丁．艾米斯、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和阿普爾鮑姆等英美知識界精英關於西方民主和自由主義優點以及東方極權主義弊端的洋洋數百萬字，可以看不到一個段落提到奴隸制、帝國主義和去殖民化的後果。這些所謂的自由國際主義者似乎專注於希特拉、史太林和毛澤東的罪行，但幾乎沒有表現出對現代西方歷史上大規模奴役、殖民掠奪和針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戰爭的任何認識。

這種無知曾經是還可以容得下，但如今對年輕一代的記者和評論家來說將是要命的：在他們面對的全球秩序中，民主、自由主義甚至普通的政治穩定都不再必然。他們必須以真實的視角看待世界，而不再用冷戰時期美化自己一方的標準。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被迫準確地描繪我們破碎的地緣政治和文化景觀，並認識到其多重歷史和地理以及新興的力量格局。

首先，這意味要認識到團結世界各地抗爭——許多民族國家的後殖民失敗後依然如此相信——的共同信念，就是種族特權不應再是全球秩序的基礎。如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自信甚至是進取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正在從根本上挑戰主流的西方假設。歷史本應以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告終。然而如今，非西方知識分子——雅加達的建築師、吉隆坡的醫生、孟買的律師、伊斯坦布爾的社會學家、多哈的經濟學家、拉合爾的教授、開普敦的學生——正說明一己經驗，探索他們自己的歷史和傳統。

他們看到那些對西方災難性戰爭應該負上責任的領導人、政策制定者和記者依然不負責任。他們還看到西方大方接待烏克蘭難民，但歐美為阻止其戰爭中深膚色受害者而建造圍牆和柵欄，兩者天壤之別。

他們記得在漫長而且損害社會的疫情期間，西方不僅拒絕讓較貧窮的國家獲得技術自製疫苗，而且還拒絕讓他們擁有自己的疫苗，反而囤積過期的疫苗。這種「疫苗種族隔離」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並在許多人看來再次證實了西方總是借着民主和人權的普世措詞來維護一己利益。

這種意識明顯已經抬頭，如今非西方世界強烈抵制以色列和西方在中東的暴力行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對立看似不可調和，體現了現代歷史上其中一道最危險的裂縫：「膚色線」，杜波依斯描述其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關乎種族差異在多大程度上自此成為藉詞，以剝奪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分享現代文明機會和優勢的權利」。當西方在中東的代理人可以超越所有戰爭規範和法律，動輒扣押、傷害和摧毀黑人和棕色人時，全球大多數人的怒氣因而爆發。

在戰爭爆發、戰爭報道公然扭曲事實之前，非西方種族的人就已經迫切要求西方的知識體系去殖化，以及改變昔日帝國白人至上的自我形象。於是公共文化全面改造，包括更換地名、雕像和博物館藏品，並改善教學課程、新聞報道和政治措詞。

當然，這種轉變對西方許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他們於是更加抱殘守缺，致力加強那對他們有利的不平等結構。政治上的白人民族主義如今在文化上已經出現了險惡的對應，試圖消滅知識多樣性，儘管口頭上仍然支持人口多元化。

我們之前已看到這種專制力量在發揮作用，許多西方政治、企業和媒體打壓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學術和藝術探索。如今我們在對普通政治異議的打壓中也看到了這一點。我原定於為《倫敦書評》發表關於以色列、加沙和西方的講座，卻被主辦方倫敦巴比肯中心取消了。來到加拿大，我發現更多人因為抗衡文學和藝術的去政治化而被排擠。

《紐約時報》2018年曾稱旺達．納尼布什（Wanda Nanibush）為「北美藝術界原住民文化最有力的代言人之一」。去年她在Instagram上發布關於巴勒斯坦的內容後便突然消失了，這讓人不寒而慄，令人想起在極權社會中，即使是非常有權勢的人也常常被排拒在公共生活之外。

克萊恩（Naomi Klein）寫道，「對Indigo 11的突擊搜捕、財產扣押是對政治言論的攻擊，這在我一生中在加拿大從未見過」。《環球郵報》刪除了她這篇演詞中所有提及以色列的內容，只發表摘錄，這純粹是巧合嗎？

幾個月前，南非作家莫洛普（Kagiso Lesego Molope）在多倫多舉行的作家基金會晚會上問道：「世界將開始為正在發生的事情道歉，到那時我們會被問到，你用你的能力做了什麼？」所有人都必須如此反躬。但許多人充其量只是像民主黨代表在芝加哥的大會那樣，捂住耳朵走出會議中心，不願聽到巴勒斯坦喪命孩童的名字。

最嚴重的是，從常春藤大學到廣播公司等的西方機構採取明顯反民主的措施，有違其良知和言論自由原則。加州大學昨天在網上列出了其為對學生開戰而需要的武器清單，包括三千發辣椒彈、五百發40毫米衝擊彈、十二架無人機和九個手榴彈發射器。

我在2月底寫道，我們正在目睹一種自由世界的崩潰。情況之後不幸地更是這樣。也許這不應該令人驚訝。從克勞斯警告「人類藉着媒體在知識上自我毀滅」那時候起，第四權的無知和道德敗壞就已經得到確認。至於我們自己的時代，甘地曾經預測，即使是「今天名義上民主的國家」也可能「變得明顯地極權」，因為一個「弱者會走上絕路」而「少數資本家昌盛」的國家，「唯有通過——私下甚至是公然的——暴力才得以維持」。哈維爾在西方被譽為反共「異見人士」，但他在文章《政治與良知》（1984年）中其實指出蘇聯和東歐的專制體系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未來。他說要警惕「一種在良心之外運作的權力，其建立在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之上，可以合理化任何事情而毫無關乎事實如何」。

我們注定無奈地目睹一種權力運作於所有良知之外，根植於意識形態虛構中，甚至能夠合理化在鏡頭面前直播的種族滅絕。在加沙事件之後，我對走出後真相時代更加沒有信心。我三十年來對文學和知識新聞的貢獻現在看來非常微不足道，與我所獲得的肯定和報酬不成比例。

但我必須意識到，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想法來反思過去，並為從現在走向可居住的未來指引方向。我堅信這些想法將來自年輕一代的作家、藝術家和記者。我也知道，隨着我們的多重危機——不可避免的戰爭、氣候災難和政治地震——的加深，我們會更加渴望對這個世界豐富而公正的描述，許多人將自覺要投身其中。

有許多作家和記者不會參與這一重要任務，就是那些被以色列國防軍殺害了的作家、學者和記者。我無法接受我們的同事遭到法外處決，以及加沙的學校、大學和圖書館被摧毀，而西方文學、學術和新聞界基本上仍然不承認這個事實。

正如阿倫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所指出的，「巴勒斯坦平民唯一的道德選擇似乎就是死亡。我們其餘人唯一合法的選擇就是目睹他們的死亡，並默不作聲。否則，我們將冒著失去獎學金、補助金、講座費用和生計的風險。」現在似乎愈來愈是這樣。

今天，我必須加入他們，打破我們思想和靈魂上的非人道枷鎖。我以這個獎項紀念在加沙被謀殺的作家。我已經將大部分獎金捐出，剩餘的會捐給巴勒斯坦的作家和記者。謝謝大家。

米什拉是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獲《外交政策》評為100位全球思想家之一，在《 紐約時報》、《衛報》、《紐約客》和《倫敦書評》等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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