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解散國會、歐元大跌　從歐洲議會選舉看西方制度危機

五年一屆的歐洲議會選舉剛落幕，即引爆歐洲一系列政治地震：荷蘭首相辭職、法國時隔27年再度解散國會。由於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其政治動盪衝擊力更大，甚至引發歐元大跌。

馬克龍解散國會的政治計算

解散國會顯然是馬克龍早有準備的深思熟慮之舉。畢竟這個選舉結果與長期以來的民調一致，各方早有心理預期和應對之策。所以雖然是一場豪賭，但並非盲目衝動。

縱觀第五共和國歷史，這已是第六次總統解散國會了。法國歷史上解散國會的主要是擺脫不利的困境或者打破政治僵局。比如1962年反對黨通過政府不信任案，戴高樂總統就以此應對危機。對馬克龍而言，他主要是為了擺脫兩個不利困境。一是2022年復興黨在國會只是簡單多數，沒有過半。二是此次歐洲議會選舉慘敗。這兩大因素都影響了他的政治地位和權力，特別是此次選舉，直接動搖了他剩下三年的權力基礎。

如果新國會他能夠獲勝，不僅能一舉擺脫困境，也能有效遏制黨內外對他的挑戰，還能一定程度影響2027年總統選舉。不少民眾為了避免再出現政黨共治的現象，也會支持復興黨的候選人。這樣即使之後復興黨未能夠贏得總統大選，它也可以掌握總理行政權和國會立法權，等於延續了馬克龍和復興黨的政治生命。

所以對於國會選舉，馬克龍是精心計考量過了。我認為五個因素推動馬克龍做出這個決策。

第一，此前五次解散國會，有四次都是總統大勝。馬克龍自然也有信心借此手段達到目的。或者可以說，自從2022年國會席位復興黨未能過半之後，馬克龍就處心積慮改變。這次歐洲議會選舉給了他藉口。

其次，這次解散國會是由於國民聯盟大勝引發的。解散國會可以塑造馬克龍與國民聯盟對抗的形象，還能把這次選舉定位為他和國民聯盟的對抗。要知道馬克龍政治根基並不深厚，之所以能夠兩次贏得總統選舉，都和對手是國民聯盟密不可分。

特別幸運的是，在他宣佈之前，國民聯盟就已經提出解散國會的訴求，更加強化馬克龍與國民聯盟的對立形象，等於是幫了馬克龍。這樣的安排既可能是馬克龍陣營對對手立場的精准判斷，也可能是通過技術手段事先獲知了對方底牌。

第三，馬克龍對法國民眾心理的把握。歐洲議會選舉和法國內政有相當的距離，民眾可以借選舉發洩對執政黨的不滿，教訓執政黨，也不用擔心對本國政治有多大負面影響。但國會選舉事關法國自身內部政治，民眾要謹慎的多，高投票率也不利極右政黨。週一法國CAC 40股票指數最多下跌2.4%，法國大行股價一度下跌9%，法國國債和德國國債之間的利差創12月以來最高。這些經濟波動本質上和歐洲議會選舉並無直接關係，而是解散國會導致的。這反映了解散國會對法國民眾的心理衝擊。很明顯，法國民眾並不希望出現政治動盪，也不希望政府和國會再度出現不同政黨共治的現象。尤其不希望共治的對象是國民聯盟。畢竟法國已經27年沒有發生過解散國會這類非正常政治事件，該事件對法國社會和民眾的衝擊還相當大，遑論解散國會的原因和國民聯盟有關。

此外，馬克龍宣佈的國民議會選舉日期也非常耐人尋味：現在距離巴黎奧運會不足3周。假如國民聯盟獲過半席位，那麼該黨人員將出任總理並組閣。但在奧運會這樣全球矚目的場合，一個極右政治人物的出現顯然還是法國多數民眾難以接受的。

第四，從法國國會兩輪選舉制度來看，國民聯盟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或者過半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沒有任何政黨願意和它結盟，單靠它自己不可能獲得如此之多席位。畢竟目前它的基本盤就是30%左右。只要國民聯盟國會席次下降，都可以被視為馬克龍的成功，因為這可以證明民眾在國內政治層面對國民聯盟的支持度相當有限。

最後，此次國會選舉還可以達到一個目的，即測試國民聯盟的實力。如果它能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或者單獨過半，都將意味着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國民聯盟贏得2027年總統大位了。如果不過半，說明其他政治力量仍然可以對之有效阻擊。

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困境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和引發的政治動盪只不過是歐洲困境的最新表現。二十一世紀以來，歐洲危機迭發。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歐盟主權債務危機。2011年發生阿拉伯之春，歐盟在法國帶領下推翻利比亞卡達菲政府，導致二戰後規模最大的難民潮和伊斯蘭國擴散，歐洲安全受到重大衝擊。2014年，烏克蘭發生政治危機，當時，在歐盟、波蘭和俄羅斯共同斡旋並在三方見證下，親俄的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簽署協定。孰料墨蹟未乾協定就被撕毀：第二天亞努科維奇就被推翻。

歐盟沒有對這種行為譴責和反對，反而支持這場政變。對此俄羅斯的回應則是支援烏東親俄地區自治並重新將克里米亞納入版圖。歐盟隨即對俄羅斯進行制裁，開啟了雙方最終對立的進程。

在經濟危機和難民危機的衝擊下，終於第一次歐盟政治危機終於成型：擁有歐盟第三大經濟體、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核國家身份的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歐盟一體化第一次受到重大挫折。

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歐盟浪費了中國成功抗擊疫情為世界帶來的極其寶貴的緩衝時間和經驗，成為重災區，經濟和生命都受到重創。

2014年歐俄交惡之後，歐盟一方面仍然持續強化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分別在2017年6月和2020年3月進行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北約東擴。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後，即公開提出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在這個背景下，2022年2月20日，俄烏衝突爆發。尚未從一系列危機緩過來的歐盟再度遭受重擊。

俄烏衝突雖然本質上是美俄對抗，卻令歐盟付出了巨大代價，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歐盟不僅付出了包括難民和援助、對俄羅斯的制裁等有形成本—-特別是失去俄羅斯廉價石油和天然氣立即導致歐盟物價迅猛上漲、能源短缺，進而令歐盟的全球經濟競爭力下降、再工業化步履維艱。

無形的則更多：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從安全到能源大幅提升，多數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歐盟的團結和一致化更難以維繫。歐盟的戰略自主受到重創，戰略迴旋空間受到嚴重壓縮。大國博弈中歐盟能聯合的力量只剩下中國，在全球博弈的議價能力明顯下降。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美國不顧歐盟的反對，以四倍於本國市場的價格向歐盟出售能源、出台嚴重打擊歐盟再工業化能力的《反通脹法案》。

這些危機最終上升為政治危機：2022年6月，極右翼政黨在歐盟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獲勝。2023年11月，極右政黨在傳統西歐民主國家荷蘭大勝，成為第一大黨。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極右翼政黨取得全面突破。反歐盟和排外為標誌的極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崛起，對歐盟的存續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也就是說，歐盟今天面臨的困境是二十一世紀系列危機疊加的增效後果：每一次危機都在上一次的危機基礎上產生大於其本身的效應，俄烏衝突更是把此前各種危機的衝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現在各種危機已經到了撼動歐盟根本的臨界點了。

根源是西方政治制度危機

歐洲的危機雖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美國出於自身利益需要的介入以及歐洲價值觀至上喪失了現實感等。但從根本上講，歐洲的危機還是整個西方的政治制度危機。

還是先看法國。第五共和國第一次重大制度脫序是1986年首次出現左右共治：總統來自左派社會黨，右派保衛共和聯盟贏得國會選舉並出任總理。1997年左右共治再次出現。左右共治導致國家難以有效運作，危及體制的正當性。

曾經兩次經歷過痛苦的左右共治的希拉克總統任內決定修改憲法，總統任期和國會任期一致且同一年相近時間進行選舉，以期從制度上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一憲政問題。這一改革成功度過了薩爾科齊、奧朗德和馬克龍的第一任期。但在2022年再次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現象：第一次出現無一黨國會過半。非常蹊蹺的是，懸峙議會這種現象通常會出現在實行比例代表制的議會制國家而不是單一選區的半總統制法國。但不管怎麼說，法國政治開始走向碎片化。而以今天以歐洲議會選舉為標誌，政治發展進一步脫序。

目前法國政治制度還有最後一個安全閥：即為了防範極端民粹主義獲得政權，國會和總統選舉採用兩輪制。在2022年大選前，這一安全閥極為有效。比如2017年極右候選人勒龐總統選舉得票率只有33.9%，遠遠低於一個正常政黨的水準。國會選舉，儘管第一輪國民聯盟能夠在216個選區領先，但決定勝負的第二輪僅獲得8個席位，而在2012年的國會選舉上，更只贏得2席。但突變出現在2022年：勒龐在總統選舉得票率超過41%！國會選舉則獲得88個席次，一舉超過傳統右派共和黨！法國打造的政治安全閥開始失效。

所以此次國民聯盟在大勝背景下能否徹底衝破安全閥才是此次選舉的真正危機所在。

制度危機並不是法國和歐洲所獨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更早早陷入危機，它的安全閥也早就完全失靈。

今天的美國政治，用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觀點就是政治衰敗。風起於青萍之末，美國的政治衰敗早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時就已經顯現了。

2000年美國大選由於選票極其接近而陷入爭議僵局。最後由最高法院裁定共和黨的小布殊獲勝。這起事件對美國政治發展有三重意義。

一是這是美國1965年《選舉權法》頒佈而真正完全實現一人一票以來的第一次僵局，也是此後第一次出現輸掉普選票而當選總統的政治現象。

二是選舉結果由非民選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決定。當時決定選舉勝負的佛羅里達州由於機器無法識別全部選票，該州由民主黨人士組成的法院宣佈所有出現大量廢票的郡都必須進行人工重新計票。但第二天這個裁決就被最高法院判決停止，從而導致小布殊獲勝。共和黨提名的五位大法官站在小布殊一邊，民主黨提名的大法官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美國是否司法獨立，只能是見仁見智了。

第三個意義則更為重要。美式民主制度一向標榜「懲劣獎優」，即表現優異的政治人物和政黨可以當選和連任，相反就會被選下台。但這一次卻並非如此。克林頓八年是美國冷戰後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股市屢創新高，社會就業充分，實現了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高經濟增長的「兩低一高」。甚至美國長期以來的財政赤字都變為財政盈餘，債務也罕見下降。然而擔任克林頓八年副總統的戈爾卻未能因為民主黨執政的優異表現而受益。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八年的優異表現卻可以讓擔任副總統的老布殊贏得選舉。也就是說美式民主制度在那個時期還可以「懲劣獎優」，但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個功能就消失了。美國的政治衰敗自此顯性化並進展迅速。

隨後的小布殊八年是美國冷戰後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兩場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嚴重消耗了美國的軟硬實力。這並非小布殊一人的過錯，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法》，為發動阿富汗戰爭鋪平了道路。只有加州眾議員芭芭拉．李投了唯一的反對票。她反對的理由是這將使美國陷入「一場既沒有退出策略、也沒有明確目標的無限戰爭」。後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唯一正確的。

2002年10月國會又是大比例通過「伊拉克戰爭授權法」，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更不可思議的是，號稱歷史最差總統之一的小布殊竟然還能連任成功！「懲劣獎優」機制再度失靈。

2008年美國歷史性選出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從歷史角度看，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發生一般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現有體系脫序。二是現有體系的改良或者革命。從今天的視野來看，奧巴馬當選屬於第一種。因為此後，類似的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是負面事件接連發生：2016年政治局外人、民粹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和小布殊一樣又是以普選少數票當選。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父的政治制度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防止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出現。從這一點來看，這一套制度設計已經完全失靈了。

特朗普當選後，立即引發全美抗議浪潮，美國社會自實現一人一票後第一次大規模出現不承認選舉結果的現象。2020年大選，身為總統的特朗普以及眾多國會議員拒不承認選舉結果，又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2021年1月6日美國發生國會被民眾佔領事件，又創美國歷史先河。然而這並不是終點：2024年5月，一個在第三世界國家常有的事卻在美國上演了：在選舉年反對黨的候選人被判刑。

特朗普不僅是前任總統，還是贏得共和黨初選、事實上已經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恰在此時，他被紐約法庭判定有罪。紐約是民主黨支持者佔絕對多數的區域，12名抽籤產生的陪審團成員大概率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所以共和黨支持者自然會懷疑其公正性。這也是為什麼此前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律師團隊就多次要求改變案件審理地點，但都被法院拒絕。

如果從司法實踐來看，三權分立的制度並不能避免法官的政治立場對法律解讀的影響。類似還有婦女墮胎權，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支持。2022年最高法院否決了婦女的這項權力，其中共和黨提名的六位元大法官全部否決該法案，民主黨提名的三名大法官則完全相反。堪稱美國當今政治的真實體現。

在一個政治高度分裂的國家，大選前、面對一個高度爭議的政治人物竟然有這樣一致的結果，自然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政治猜疑。不管案件的審理過程是否有政治動機在推動，但其結果有強烈的政治效應卻是不爭的事實。

特朗普一案最大的歷史意義不在於打破了刑不上美國總統的默契，而在於美國政治競爭的底線進一步下移。對於政治人物來講，失敗者不僅僅將拿不到權力，也有可能失去自由。而對於民主黨人來講，一定會想，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們將會面臨什麼命運。禁忌一旦開啟，美國政治的走向就是莫測的黑洞。

美國政治的衰敗已經是全球各界共識。多次民調顯示60%以上的民眾認為美國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以福山為代表的學者早在2014年就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結論是：「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如今十年過去了，不得不嘆服他預測之精准。

縱觀歐美的政治演變和動盪，我們確實更應該回味兩千多年前，西方哲學和政治學奠基者之一亞里斯多德的預言：民主制度必然墮落成暴政。

作者：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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