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国际社会至暗时刻　中国的中立意味着什么

中国特色的中立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是真诚的，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朋友或“战略伙伴”，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将这一立场其定义为“客观公正”。中国要二者之间选边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事实是，持续的战争正在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庞大的对外投资项目，而乌克兰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枢纽。2021年，中乌贸易额同比增长35%，规模达193亿美元。尽管这比中俄贸易额（1,470亿美元）要小得多，但中乌贸易额在过去五年中已经翻了一倍多。

早在2013年底，当乌克兰陷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两难困境时，中国一举向乌克兰提出8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尽管这比俄罗斯的150亿美元援助计划要小，但它远多于欧盟44亿欧元（1欧元约合1.08美元）的计划。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并非纯粹出于商业目的，它是人道主义、实用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4月1日，在与欧盟领导人的电话会议中，中国领导人敦促各方为乌克兰战争的政治解决而努力，同时避免局势升级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从长远来看，中国领导人呼吁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对话，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乌克兰战争的破坏性令人痛心。中国人民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0%的受访者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20%支持乌克兰，40%保持中立。许多人担心，当前在乌克兰冲突上争先恐后、火上浇油的引战言行，会导致战争进一步扩大化。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必须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寻求冲突的解决之道。

因此，中国政府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通过谈判尽早结束战争，这得到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中国捐助的三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运往乌克兰，后续更多援助物资也在路上。

因此，中国的中立不仅仅是被动应对，而是基于原则的，意在促使各方达成均衡和可持续安全。相比之下，美国在巴巴罗萨行动（译注：1941 年6 月22日—1942年1月，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起侵苏行动的代号）和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之间数月中的孤立主义并非那般光鲜（not-so-splendid isolation）。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对此直言无讳。德国入侵苏联两天后，《纽约时报》援引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的话称：“如果德国占上风，我们应该帮助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占上风，我们就帮助德国，这样我们就能尽可能让他们互相残杀……” 不到六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战争，接下来的历史人尽皆知。

进入21 世纪，中国在混乱的世界中稳步崛起，并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汲取智慧。儒家思想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庸，即保持中道、避免极端。在1950-1970年代内外政策发生巨大波动后，中国从1982年开始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2011年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将其描述为“公正务实”（impartial and pragmatic），这与秦刚大使的表述非常相似。这种立场不仅适用于当前的乌克兰战争，也应用于2014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2008年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朝核问题，因为中国反对任何破坏半岛稳定的举动。

“西方新内战”亟需真正的中立

中俄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缺位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意味着这两个大国历史性地回归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主义（Westphalianism），威斯特伐利亚主义是现代世界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它虽然发轫于西方，但现在基本上被西方完全抛弃了。

除了北约不断东扩外，冷战后西方无休止的民主促进和政权更迭战争构成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这种秩序既不自由，也谈不上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警告冷战卷土重来的人，似乎对历史缺乏了解。冷战期间，尽管世界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相互对峙，但由于存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包括各种可验证的军备控制机制，它们之间恰恰维持了“长期和平”（long peace）。在这个两极体系中，安全是相互的，双方都有克制，特别是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呼吁“真正的和平，那种让我们的生活值得过下去的和平，那种让人类和国家能够发展、饱含希望并为他们的后代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

现今的世界离这种理想主义和清醒认知相去甚远。随着西方自由主义与其社会主义对手（苏联）的均衡被打破，西方以牺牲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为代价，追求单边和绝对安全。因此，乌克兰成为了凯南所说的“致命错误”引发的反弹（blowback）。

在发表于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这篇极具争议的论文中，亨廷顿提出了区别于福山版本的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另一套终结论，即冷战的终结是“西方内战”（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1991年）的终结。回头看，亨廷顿的终结论不仅低估了西方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且低估了所谓“西方内战” 对非西方的影响。20 世纪的“西方内战”是祸及非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全面战争”。仅在二战中，俄罗斯和中国的伤亡人数分别为2700万和3500万。除此之外，人们不应忽视 20 世纪之前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征战和殖民统治。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非西方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都在避免制裁俄罗斯，而是呼吁克制和谈判。

保持温和与公正远比选边站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当世界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冲突时刻。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的研究标明，一战前夕，欧洲两个势不两立且具有强大约束力的联盟因为受到联盟承诺（interlocking commitment）的驱使，在一周内相互宣战。有鉴于此，北京目前的原则性和公正中立应该受到赞赏，它对选边站的危害保持了充分警惕，从而避免了在欧亚大陆上出现另一个或将引爆大战的对抗性联盟。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假新闻大行其道的时代，国际社会应该为对话、和平和中立留出空间，以实现包容、不可分割和可持续的安全。（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