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代们”再也玩不起那些游戏

2010年，一名叫“王思聪”的用户注册了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很快地，越来越多民众知道，王思聪是中国万达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彼时这位富二代是许多留学归国、颇有背景的中国青年的缩影，评论一下商业或社会热门时事、偶尔骂骂几位企业家。

2011年，他和中国企业家张兰的骂战，在微博上“一战成名”，那年他的粉丝过了千万。适逢互联网发展时期，更是言论百花齐放的时候，今天被骂到臭头的互联网“公知”活跃，如今看来的各种“不和谐”之音充斥。

2012年之后，王思聪成为了娱乐圈“纪委”。人们喜欢看他“撕”明星，而从2011年开始他投资的各种公司风生水起。他有了“国民老公”的称号，有人抨击“因为有钱被称为老公，真恶心”，但更有另一派人强调，“他投资成功、利用话题性引导流量，进而为公司营利，是个成功的商人，而非不学无术的二代。”

2017年之后，万达集团开始“下行”，对于已经审美疲惫的大众而言“国民老公”亦不再那么耀眼。再之后，许多人想起王思聪，只会记得“曾”是个现象级人物。

网络上在2017年之后更多对其的评价，是“自以为是的富二代，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国民老公之现象着实恶心”等。以现在的时空背景回看那时，确实会认为，所谓“国民老公”话题之爆火，有些蠢，有些神经。

但，别忽视背后的大环境因素。

2011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虽比过去下跌，但仍逼近10%。那时说经济成长数字，不会有人如今日一般在底下留言，“这些数字跟九九六无关。”王思聪微博爆火的那几年，网络热词有屌丝、高富帅、“反正都没我有钱”(王思聪受访时说的，“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2011年时就有篇网络热文，在中国，“寒门再难出贵子”。到了2018年、2019年，王思聪已不再是网红，这话题的讨论度比过去更火，“是什么让阶级固化成为网红词汇”等成为热门文章。在那之后的网络热词有九九六，有打工人。

2020年开始，诸多“二代们”在网络上遭遇了重大滑铁卢。

王思聪的“炫富式爆火”，虽能复制，但再无那种现象级。且稍有不慎，就会反噬。

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以及其儿子王思聪，都曾是网络热词常客。（万达集团官网）

近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两大现象。其一，“二代牌”失灵；其二，基层网红崛起。

2018年时一名富二代曹译文开启了自己的网红之路，在社群网站上小有知名度。2020年11月，她去自家企业的工地“体验搬砖”，言词轻佻，瞬间引发众怒。2021年1月，任正非女儿在娱乐圈出道，还没有做什么出格动作，已经引来一面倒差评。太多声浪质疑，凭什么一个不是选秀出身、也没有出众作品的二代，可以直接出道？

几天后，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诗人女儿”之文学实力受到质疑，网民们开始各种模仿大赛，一时之间中国互联网上诗人辈出，更引起各方媒体质疑。

有些二代，确实该骂；有些二代，虽然并未太出格，但因为父母辈关系轻松拿到入场券，引起普罗百姓不满。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过去四、五十岁的上一代人，可以靠自己打拼在北京上海买房，但到了这代，这么努力能有何回报？一切“拚爹”，外地孩子就算过劳死，也难在一线城市立足。

比起炫富的二代，打工人，比如外卖小哥，比如摊贩，比如从九九六中“逃离”的辞职年轻人，在抖音与快手等新兴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受到关注。

基层网红崛起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新的互联网平台。近年就连中国综艺节目，都加入“扶贫”、“帮助基层”之元素。日前爆火的贫困县青年丁真，之所以能获得中国中央级的媒体青睐，亦是因为与中国扶贫政策、拉动基层有关。2020年新冠疫情，一群基层扶贫干部通过快手直播，受到诸多关注。

与“基层声音崛起”、“二代受挫”现象同步的，是大资本家与大企业陆续受到抨击，比如近日的马云，比如互联网各大厂的打工人权益争议。批评资本、嘲讽二代，感觉类似于一些已开发国家之仇富现象。

这当然是当经济高速发展后，沉淀、转型之过程——比起在2010年那时对经济增长数字的追捧，现在的中国社会更关注劳工权益与在一线城市的基层小民之日常。

和已开发国家之“仇富”稍有不同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仍相信政府能解决问题。“虽然自己未来不确定，但国家未来会更好”，这种信念仍普遍存在于许多“打工者”心中。（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