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曼：研究「流動」的社會學家：社交媒體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

1925年包曼出生於波蘭波茲南（Poznań）的一個猶太家庭。二戰爆發，德國入侵波蘭，不足14歲的他隨家人逃往蘇聯，加入蘇聯指揮下的波蘭軍隊。在二戰期間及戰後，他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波蘭工人黨黨員。在後來談及自己為何會信仰共產主義時，他覺得這與他童年時所經歷的貧困，及作為猶太人所受到的歧視與羞辱有關。他於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修讀社會學與哲學，及後留校任教。1968年，波蘭掀起反猶運動，他與家人被迫離境。他於1970年最終定居英國，並於次年開始在英國利茲大學教授社會學，直至1990年退休。

大屠殺，流動的現代性

包曼是一個多產的學者，一生出版了50餘本著作，包括一系列以「流動的」（Liquid）為題的書。早期包曼最廣為人知無疑是1989年的《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當時的很多學者將大屠殺所展現出的野蠻，視為與現代性遭遇的一次挫敗。然而包曼卻在書中尖銳地指出，猶太人大屠殺恰恰是現代性的後果，因為現代性正是以工業化和理性化的官僚主義為支撐的。他寫道，「正是在這個現代文明的理性世界中，大屠殺才是可以想像的。」

除了思考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的關係，包曼也關心現代性及後現代性如何影響個體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流動性」（liquidity）成為他定義後現代社會的關鍵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包曼提出了「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意思是：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中，我們都成為了「無根」的個體，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信賴的參照系／參照物。在這個時代不安全感成為常態，因為「所有的協定都是臨時的、稍縱即逝的，僅僅在另行通知之前才具有效力」。

「流動的現代性」帶來了「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這是一種彌散的恐懼感，它沒有特定的對象，但它無處不在。包曼最喜歡用「行走在雷區上」的比喻，來形容這種現代社會特有的恐懼感：「我們行走在一個雷區上，清楚地知道這裡到處都是地雷。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們在哪裡，甚麼時候會爆炸。讓我們感到害怕的，正是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性。」包曼甚至悲觀地認為後現代社會中的愛與恨也成為「流動」的情感：它們不穩定、難以捉摸、製造焦慮，最終導致道德冷漠、非理性和暴力。

社交媒體是一個陷阱

在後現代社會，社交媒體越來越成為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結的紐帶。包曼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EI Pais）的訪談時表達了他對社交媒體的質疑。在他看來，社交媒體與傳統社群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要麼屬於或不屬於某個社群，但是社交媒體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我們選擇喜歡的人做朋友，把不喜歡的人拉進黑名單。顯然，社交媒體讓我們感到沒那麼孤獨，但它卻剝奪了我們學習社交技能的機會。他認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因為在這裡避免衝突太容易了（只需把別人拉進黑名單）。

在大多數人那裡，社交媒體不是用來團結不同見解或者拓寬視野的，恰恰相反，他們用社交媒體來創造一個「舒適圈」（comfort zone），在其中，他們只聽到自己的回音，只看到自己的倒影。社群媒體固然很有用也很有趣，但它事實上是一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