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重新發現自己：歐美關係的正、反、合

【时事分析】2020年，在古老的歐洲大陸上面，一方面我們看見疫情來襲之初各國擅自封城鎖國、邊境車龍長達數十公里、一些國家阻止個人防護裝備（PPE）運往他國、疫情嚴重國家向盟友救助卻無人理會的亂況；另一方面我們也看見了歐盟各國聯合重開內部邊境的團結、病人跨國轉送的互助，以至破天荒大額共同舉債救助窮國經濟的創舉。

衛生本是只屬成員國範圍的政策，可是在疫情之下人們看到大小事務皆須跨國統籌，才重新發現歐盟的重要，也有了如今獲各國一致認同的「衛生同盟」主張。

「戰略自主」的認知

此情此景，一直主張歐洲降低對美國依賴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口中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等政治用詞，一時之間也受到廣泛討論。其最即時反映在現實中的政策，就是幾無引起各國疑歐派反對的歐盟統一購買疫苗計劃（成員國不能擅自繞過布魯塞爾跟正與歐盟商談的藥商購藥）。

主張歐洲自主的馬克龍，目前正受國內伊斯蘭主義爭議等問題困擾，而且他更主力尋求在2022年大選中連任。（Getty）

相較於過去仰望大西洋彼岸大國的支援，經歷過海外PPE被美國搶購、特朗普政府未經諮商先行對歐封關等行為，在疫情苦難中的歐洲人已真正體會到這個傳統盟友的不可靠。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後，歐洲主要國家人民對美國的好感每下愈況，本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發現法國、德國，以至荷蘭、瑞典等歐盟國家對美國的好感都跌至近廿年來最低的水平。大西洋兩岸關係的不穩就加重了歐洲自主的決心。

共同舉債的罕見團結

這種「戰略自主」傾向所帶來的歐洲團結精神，使歐盟國家跨過了十載前歐債危機也未能使之跨越的「紅線」：本年7月，歐盟27國領袖經過由兩天變成五天的漫長峰會之後，終於衝破了北方富國與南方窮國之間的財政政策鴻溝，決定打着歐洲團結的旗幟，共同舉債7,500億歐元，一方面變相由富國資助窮國挽救經濟，另一方面也讓負債本高的南方國家不必因為刺激經濟而要負擔高昂舉債成本。

在這個稱為「下一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的計劃，以及未來7年的萬億歐盟預算中，雖然西歐國家暗渡陳倉，將對各國撥款與法治條件掛鉤，惹起波蘭和匈牙利兩國不滿，以其否決權在預算問題上擾攘良久，一度引起「歐盟27國」變「歐盟25國」的「後脫歐情意結」；然而，在歐洲理事會輪任主席國德國的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小心牽線之下，各方最終也在12月的歐盟峰會上以各退一步的方式接納了這個包含着共同舉債大計的預算案。同時，各國也歷年來幾流於空談的歐元區銀行聯盟的政策上有了進一步趨向跨國融合並分擔風險的進展。

德國總理默克爾12月9日來到聯邦議會出席2021的預算辯論會，期間就該國疫情發表演說。她說：「如我們無法在這個時刻找到解決辦法，有一天我們回望這百年一遇的事件時會說什麼？」（AP）

拜登對歐盟的「挑戰」

聖誕將臨、年關將至，歐洲各國眼看着本年底英國在實務上正式離開歐盟，也期待着疫苗會照亮仍困於新冠陰霾中的歐洲大陸。適逢主政歐洲第一大國德國15年的默克爾來年即將離任，此刻的歐盟的確站在一個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未知時代的開端之上。

不少人認為，在全球大勢已明顯發展成中美兩個地緣政治大國交手的趨向中，歐洲將會努力自立，重建自己的經濟、軍事、外交實力，嘗試完全擺脫二次大戰以來大體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歷史性定位，將自己發展成中美以外的全球地緣政治第三極。

然而四年特朗普政權將逝，一位在二戰期間出生的老派政治人物將入主白宮。雖然歐洲人體會過美國的單邊主義轉向，以及隨之而來對北約、對歐美貿易關係、對歐洲安全的針鋒相對，可是拜登政府的到來卻似乎讓原本已一腳踏上自主路的歐盟有點卻步。

拜登在2019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承諾「美國將會回來」，獲得在席者的站立鼓掌歡迎。（AP）

在12月初拜登勝選地位幾定的時刻，歐盟委員會就向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與歐盟理事會發表了一份題為《歐美應對全球轉變新議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的政策文件，內容除了抗疫、氣候、貿易、世貿改革等傳統項目外，還將「科技與標準制度」的項目與「保衛民主」等意識形態緊扣在一起。

當中的總論一開始就從二戰後的美歐同盟關係講起，更稱：「隨着美國政府更迭、歐洲行事更為自信，以及設計後新冠世界的需要，我們有個一代人一次的機會，去設計一個新的全球合作跨大西洋議程——建基於我們的共同價值、利益和全球影響力之上。」

讀到此等言詞，人們不禁要問，這個「新」的跨大西洋關係，到底是相較於特朗普四年的「舊」，還是二戰以來、特朗普四年之前的「舊」？拜登上台，很可能會為歐洲帶來一個熟悉的美國，歐洲要面對的挑戰就是：要否擁抱這個熟悉的美國？

歐洲的前路：新、舊、另一種舊

在純粹政治傾向的層次上，我們可以看見歐盟內部對此仍有明顯分歧。最受人關注的事件是11月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防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筆墨之爭：後者在美國大選前夕撰文主張「歐洲依然需要美國」；前者在兩個星期後的訪問中則點名批評卡倫鮑爾的言論，稱自己「深刻地不同意」其論述，指之為「歷史性的錯誤解讀」。

歐盟似乎的確站在一個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未知時代的開端之上。（Getty）

歐盟委員會對於這種爭論，當然也以黑格爾式的正、反、合辯證法將兩者的衝突化解：上述的政策文件就特別提到「更強的歐洲」與「更強的跨大平洋關係」並非對立，以化解卡倫鮑爾與馬克龍論爭所代表的正反意見；而歐盟委員會所提出的「合」，正是歐洲需要自主、強大，卻又要建設更強的歐美同盟關係的「新」格局。

這個「合」的一大問題在於，在一個強大的歐美同盟之中，當「大哥」的難以避免是美國，而非歐洲，那麼歐洲自主又從何談起？這個問題並非不可能解答，可是歐盟政界至今尚未能給出一個解答。

於是，在21世紀已過了五分之一的時刻，歐盟就站在一個三岔路口之上：它可以選擇回到過去的歐美同盟關係之中、可以嘗試走出一條自主自強路而成為世界第三極，也可以在嘗試成為第三極的同時構建與往日不同的新歐美同盟關係。

正如沙特所言，人被咀咒而有了自由，在世界之中，他將會為他所有的行為負責。此刻的歐洲有自由決定要向哪一條路走，然而最後結果若何，它也將要為此負上全責。（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