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政治危机，“莫里森下台”成为热搜词
【时事分析】一面是中方全力口诛笔伐澳军在阿富汗滥杀无辜的暴行，而阿富汗感谢中方伸张正义，俄罗斯等国支持中方立场；一面是澳总理莫里森及朝野反指中方，而英法及新西兰等西方盟国声援澳方。
中澳之间的外交冲突已经超出正义与非正义范畴，而是基于价值观的站队！
比如阿富汗舆论表示：阿富汗人欢迎任何人谴责伤害阿普通民众的非人道行为。
而澳总理莫里森在特别写给澳洲华人的公开信中表示，我为他们辛勤服役以及为保护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国民安全所作出的奉献感到骄傲。但他回避了澳洲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一事；法外交部也表示，中方的行为是对参与阿富汗战争的所有国家的侮辱，但就是不提澳洲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一事。
但是，澳方近日似乎开始放软姿态。一直强硬的澳总理莫里森的态度急转，声称“漫画事件”不会削弱中澳友谊，不想再扩大此事。他还在写给澳洲华人公开信中表示，这个帖图事件并不会削弱大家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尊重和赞赏，也不会削弱我们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开始报道中澳之间的贸易战，声言澳大利亚被中国“打疼了”！
这两件事情似乎被人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
实际上，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澳大利亚损失惨重，由此引发澳国内的政治危机，总理莫里森也面临很大压力，甚至“莫里森下台”成为热搜词。
11月2日，澳大利亚《新日报》报道，两位州长对莫里森的强硬态度表达了担忧，恳求他冷静处理中澳关系，否则众多产业和工作将面临危机。
《新日报》例举了澳大利亚在贸易方面的巨大压力，首先是昆士兰州的煤矿产业需求大幅下滑。昆士兰州州长帕拉夏11月1日表示：“我们鼓励联邦政府尽快恢复（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因为很多煤矿公司来找我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昆士兰州的煤矿纷纷关闭。”
同时，铁矿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一直是澳铁矿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根据澳统计局数据，该国10月出口至中国的铁矿，占当月总出口量的80%。对华出口量占到全国一半以上的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麦克高文就此指出，“两国关系以来一直是互惠的，我们得保持冷静，靠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对峙。”
然而，莫里森政府看起来还没有“认怂”。莫里森一再表示将坚持价值观-他一贯的态度。他曾表示：“我们只是做澳大利亚人。我们没有做过，也不打算做任何与我们价值观不符的事，也没有打算以任何方式对与中国的关系表现敌意。”
澳大利亚被打疼了吗？
中澳过去关系一致较好，但自莫里森上台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莫里森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太友好，他在上任总理的前一天就禁止了华为和中兴进入澳大利亚5G网路，后又通过了旨在遏制中国影响的反外国干预法，并公开表示中资收购澳企“与国家利益相悖”；特别是今年，莫里森第一个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并暗示源头出自中国。推文事件不过是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的一词外交爆发。
在政治层面上，尽管澳大利亚一再发出请求，但是两国领导人已经有三年没有进行双边会面。可见中国对澳政府失望至极、愤怒至极！
在这个推文事件背后，中方已经对发起诸多贸易限制措施，打疼了澳大利亚。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目前正在限制澳洲煤炭、大麦、铜矿、糖、木材、葡萄酒和龙虾等商品进口。比如对澳洲葡萄酒课征107.1%至212.1%的高额反倾销税；对澳大麦加征80%关税；
有经济专家体指出，若中澳间的贸易有95%关闭，其恐打击澳洲6%的GDP，而中国仅会有0.5％的GDP受影响，宛如只受“蚊子叮咬”。
有关数据显示，在澳出口收入中，中国市场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多为购买澳洲的铁矿石；除了中国外，澳洲没有多少其他铁矿石买家。现在，中国开始寻求多元化进口路径，通过多样化方式稳定铁矿石供应，摆脱对澳铁矿石依赖。而中国大量减少澳洲矿产进口，对澳洲造成的伤害将难以估计，而中国承受的损失微乎其微。
澳媒报道指出，虽然矿产出口仅占澳洲国民收入的1％，采矿业在澳洲经济中的占比也不大，但该产业自2002年以来的增长，仍为澳洲的服务业带来繁荣，并让澳洲东海岸城市蓬勃发展，澳元也因采矿业发展而升值，并使进口商品更便宜。
由于澳洲生产的制成品很少，并藉出口（大部分出口到中国）收入来支付其大量进口支出，因此损失中国市场将明显打击澳洲经济，如澳洲对中国的出口的损失，将降低在澳洲的投资报酬率，迫使金融市场将资金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区。
纽澳媒体《The Conversation》刊登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经济学家Rod Tyers和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高级讲师Yixiao Zhou的分析，指出中国对澳洲贸易限制，恐重创澳洲经济。
实际情况是，目前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经济增长神话正式终结，随着本年度二季度GDP创纪录地大跌7%，预计2020至2021年的GDP增长率为-2.5%，澳大利亚陷入了29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其中虽然有疫情冲击因素，但主因是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资源出口的主要市场，迄今为止很难有替代者。
由于经济陷入衰退，澳大利亚全国丢失了约70.9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高达7.4%，预算赤字创“二战”后新高：曾经预期2019/2020财年预算盈余变成赤字858亿澳元，2020/2021财年预算赤字更将增加到1845亿澳元，接近GDP的10％。
但莫里森似乎并没有“认怂”，他最终会低头吗？
西方盟国要为澳出头吗？
现在有西方盟国为澳大利亚出头，表示帮助澳大利亚出口。
11月27日），中国政府宣布对澳大利亚产红酒征收课征107.1%至212.1%的高额反倾销税，预计对澳洲酒业造成沉重打击。根据澳洲酒业协会数字，2020年，澳洲葡萄酒产品30%销往中国市场。
澳的西方盟国指责中方是“胁迫外交”。但他们故意忽视一个事实，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对其他不听话的国家实施不限于经济方面的制裁，现在却在中方制裁澳大利亚时打抱不平。典型的双重标准。
12月1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将购买澳洲红酒，声援澳大利亚红酒业。rfi报道称，来自19个国家的20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全球购买澳洲葡萄酒行动，对抗中国外交的霸凌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发文表示，本周白宫宴会将选用澳洲红酒。
甚至台湾也出来蹭热度，蔡英文12月2日表示， “当澳洲面临极大压力时，台湾政府与人民也会感同身受，也会支持澳洲。政府会评估用最适当方式，让澳洲人民感受到来自台湾的温暖。”台湾外交部门在一则推文中表示，台湾以购买自由之酒，支持澳洲。台湾立法院台澳联谊会号召购买澳洲葡萄酒声援。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说辞，更多的只是外交声援的象征。
目前。全球经济均在衰退之中。西方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欧盟，IMF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速为下降4.3%，欧洲中央银行预测欧元区GDP将萎缩8%，这两个国家自顾不暇。
再者，欧洲是葡萄酒净出口市场，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都是葡萄酒出口大国，欧盟与所有经济体谈自贸协议时，保护包括葡萄酒在内的农产品市场是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会优先保护成员国产品销售，而不会让外来这挤占欧洲市场，哪怕是盟国。
美国难道不是如此吗？现在还是特朗普执政，他的政策是“美国优先”，难不成为了澳大利亚而自废武功？
台湾就不值一提，一个小小市场，能够容纳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这么多产地的葡萄酒？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葡萄酒只是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小小项目，煤炭、铜矿、铁矿石、天然气、大麦、糖、木材、羊毛及制品、牛肉、牛奶、龙虾…… 这样一个规模不小的集合，这些多数与美国出口产品同质化，其中农业产品与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均有冲突，那些号称要帮助澳大利亚的国家能够包揽下来吗？
澳大利亚能离开中国吗？
以上数据足以说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有多大。这里再说一个数据：2019年澳大利亚生产了超过价值800万吨金黄的大麦，用作酿啤酒和做猪饲料，而中国买下了其中一半以上，且还是高额溢价购买。
有位名叫克里斯·凯利（Chris Kelly）的澳大利亚农场主说：他在家族农田里种大麦已经有几十年了。“爱死他们。澳大利亚每个种大麦的人都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让我们富了起来。
不仅经济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天然气和农业和酿酒，以及教育、旅游都因为中国的市场而一片繁荣。
中国消费者偏爱澳大利亚的教育和旅游，且澳大利亚居住着120万华裔人口，他们与中国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都会影响澳大利亚消费市场。
这一切都在澳大利亚被质疑是否过于依赖中国，也展开了是否应该寻找其他贸易伙伴以摆脱中国的讨论。不仅如此，澳总理莫里森也开始努力，他去年到访越南，希望得到这个后起之秀的订单；今年访问印度的行程，反复恳求印度总理莫迪加强关系；他还向印尼、日本韩国示好，希望依靠这些国家组合起来的格局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这些都难以改变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比这些国家加起来都要大的现实。在澳大利亚贸易伙伴中，莫里森所指望的这些亚太国家目前排名都靠后。以印度为例，澳大利亚确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对印度的年出口额达到450亿澳元，而去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达到了1600亿澳元产品。
所以，澳大利亚不少经济学家质疑中国市场能够被轻易取代的想法。澳不少专家认为，出口直接关系到就业和福利，这使得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繁荣的一大动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简·戈利教授（Prof Jane Golley）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能够接近中国的数字”。他指出，政府干预的行为（一种在日本有出现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浪费钱。
戈利教授表示，媒体大量报道的一些安全分析家呼吁疏远中国的做法“令人沮丧”。她说：“我想知道，一个人在街上看到标题，认为我们应该脱离中国寻求更多选择——我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对他们造成怎样的结果，或许他们的孩子未来会没有工作。”
东亚专家席罗·阿姆斯特朗博士（Dr Shiro Armstrong）也说：“由政府来告诉企业，你们不能卖给中国或者在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打算买的时候说你必须要卖多一点给其他国家，这有一点奇怪，”
政策研究机构“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的德尔克·范·德克莱（Dirk van der Kley）称，澳大利亚企业已经在努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大学。“当然，他们带来的改变并不多，但是在这里，重点是市场。” 范·德克莱预测，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起来，澳大利亚的其他市场机会也会出现，特别是在卫生和医护等领域。
在澳大利亚也存在另外一种声音。澳政府前外交政策主管里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说，澳大利亚没有改变过，但是中国是发生了根本改变。他甩锅中方“变得更加有攻击性”，宣称堪培拉和其他民主政府一样，已经不能再为了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现实。他说，“经济手段报复的风险将会是这场关系当中‘新常态’里一个长期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既拥有自己的蛋糕，还把它吃掉。” 呵呵，莫德可能故意忽视一个天理：民生比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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