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邊談邊越界　印度為何始終自認為受害者？

【时事分析】2020年9月7日印度軍隊越線侵入中印邊界西段班公湖南岸的神炮山，並打響了1975年以降未再鳴過的槍聲，嚴重的摩擦導致繼9月4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同印度防長拉傑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於莫斯科會晤後，兩國外長又要於9月9日晤談。不過考慮到今年以來的中印邊境衝突歷程，總是陷入「衝突-談判-暫時緩和-再度衝突」的死循環裏，因此中印能否擺脱這種纏鬥局勢，不容樂觀。

這種死循環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後便悄然萌芽，因為具有大國雄心的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意圖繼承英屬印度的戰略構想，將西藏地區與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視為印度的禁臠。因此雖然印度很快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尼赫魯於1950年便強硬地向議會宣稱「我們的地圖顯示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線，不管有無地圖，那就是我們的邊界線，這是事實，我們堅持這條邊界線並不讓任何人跨過它」，同時又宣揚「歷史疆界論」，認為印度的邊境是幾千年來自然形成而非英國殖民者劃定，故一旦中國或其他國家對這份「歷史疆界」有疑慮，那肯定是侵犯印度的領土主權。

其實尼赫魯也深知這種片面說詞不可能被中國接受，1951年渠也親口承認「雖然印度和西藏一向履行該項協議（指《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正式簽署它」，故採取兩手策略，希望一面施壓一面暗中侵佔疆土，派兵攻佔達旺、朗久等地。當解放軍進藏後，印度又強迫不丹禁止出口大米等糧食至西藏，接著又倏然調高對西藏羊毛的關税30％，接著在1952年宣布要向西藏實施出口管制，企圖迫使後勤困難的解放軍沒法在西藏站穩腳跟。1953年12月尼赫魯還宣稱「中國肯定會在那裏駐軍……但他們起初在那裏的駐軍人數，將不得不減少；由於供應他們所存在的困難，部隊將不得不撤退」。

果不其然，調集物資進藏不便，使北京方面不得不同印度談判恢復貿易的問題，結果尼赫魯竟想趁機偷渡領土爭端，但又狡獪地不肯主動提出。1952年5月尼赫魯指示駐華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我們已經在議會中明確表示，必須維持這些邊界。我們自己不提出這一問題，這或許有些好處」。結果當1954年兩國簽訂旨在解決經貿問題的《中國和印度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後，尼赫魯竟片面主張這也連帶解決了根本未具體論及的領土爭端：「根據我們的政策和我們同中國的協定，應該認為這條邊界是牢固的、明確的，不容同任何人討論的。應沿邊界全線建立一系列邊境哨所，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必須建立邊境的哨所」──即便中國堅持「還有不少邊境問題，如拉達克地位問題，錫金地位問題，所謂麥克馬洪線問題等還有待於解決」。

印度總理尼赫魯主張中印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企圖藉此合理化中國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Getty）

因此當中國持續推進新疆與西藏的交通建設後，印度便咬定那屬於「侵略」，並開始與解放軍爆發衝突。尼赫魯於1958年12月寫信給周恩來抱怨道：「關於印中邊界問題，你會記得，當締結關於中國西藏地方的中印協定的時候……那時並沒有提及任何邊界問題，而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並強調「因為我們的邊界很清楚，不是什麼有爭議的問題」，企圖將中國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與1954年《中印通商和交通協定》沒討論的劃界問題給合理化成「沒爭議的邊界」，這自然引起中國的反駁。但尼赫魯仍堅稱「我國地圖關於中印疆界的劃法不僅有天然和地理特點依據，而且符合傳統，併為國際協定所肯定」，至多僅承認「我們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但有某些很小的邊界問題有待解決」。

周恩來覆信回擊稱「如你所知，『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的產物，曾經引起過中國很大的憤慨。從法律上講，它也不能認為是合法的。我曾經吿訴過你，它從未為中國中央政府承認」，但尼赫魯仍拒不接納，甚至堅稱「我都沒有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竟會對在我們看來幾十年無可爭辯地屬於印度、而某些部分一百多年來就屬於印度的4萬平方英里的領土，提出要求」。

1954年周恩來（右二）前往印度與尼赫魯舉行會談，但仍無法消弭印度蠶食爭議性疆土的行動。（人民網）

儘管周恩來建議雙方軍隊各自後撤，以及舉行總理級會談解決問題，但爭取到美國與蘇聯支持的尼赫魯拒不接受，最後才為了避免背上製造戰禍的罪名，勉強同意周恩來於1960年飛赴新德里。結果在六天的會談期間，周恩來與尼赫魯始終取不得共識，且當周恩來一離去之後，尼赫魯立刻在機場向記者抨擊道「中國人進入了我國的領土」，並不時在出訪外國時宣揚類似論調。接著1961年，印度制定「前進策略」，決意「我們應按照實際可能向前推進，把整個邊境地帶加以有效佔領。如有任何空隙，必須以進行巡邏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彌補」。

印度這種「要談不談、談了便自認解決所有問題、同時又派兵佔地」的行徑，加上美國與蘇聯不斷慫恿尼赫魯，令印度構成了對華包圍圈之一，逼使中國不得不考慮以強硬手段反擊。1962年10月8日，在中印戰爭爆發前不久的日子，周恩來向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Vasilievich Chervonenko，1915─2003年）示警道：「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持忍耐克制態度，他們侵犯我國領土，打死打傷我們的人，我們除了自衛外，從來沒有出擊，沒有進攻，從來不先開槍。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欺侮，現在還準備了兩個旅要進攻。如果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我們就堅決自衛」。

毛澤東亦在會議中宣示「我們和印度邊界糾紛鬧了好多年了，我們不想打仗，原來想通過談判解決，可是尼赫魯不願談，調集了不少軍隊，硬逼著要和我們打一架。現在看來不打是不行了」。最後於1962年10月20日，解放軍發動反擊戰，將誇稱要「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支槍」的印軍打得狼狽逃竄，就此令印度暫時不敢再小覷中國。

這也顯明一個道理：無論是和是戰，強大的綜合國力才是保障談判與嚇阻的基礎。因此印度當下隱隱然試圖再重複冷戰時期的策略、強調自己是受害者，就難免令人重新想到1962年的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