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定論李登輝

【热点人物】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周四（30日）晚間病逝，享年97歲。

李登輝，何許人也？至少華人社會不會有人不認識他。有人肯定他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貢獻、誇譽「民主先生」；有人認為他在民主包裝下走私台獨、黑金與民粹等私貨，戮力致使國民黨本土化，卻把國民黨推向一敗塗地，「台獨教父」罵名不絕於耳；有人評價其多面嬗變、斷定他權謀；甚至也有人會多問上一句「他是日本人嗎？」

複雜的人格、多面無解的政治人生，成了李登輝離世之後，各界急於給予評論的材料，好備上各種不同的標籤緬懷，然而眾口不能鑠金，問題的核心只有一個：他是什麼人？

沒有原則的價值追求

不容否認的，不論喜不喜歡李登輝這個人，他的離世確實如國民黨在李登輝逝世當晚所發表的評價：「走完97年傳奇的一生，台灣歷史也翻過一頁」。但這一頁之於台灣，卻浪疾風高。

李登輝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被一些人奉為「民主先生」，其自稱不流血、不敲破玻璃的「寧靜革命」，來自於「蔣經國學校」的治理學，但事實上，更多是來自於李登輝自我練就的「政治腹黑學」。

出身於「吹台青」、於蔣經國病歿後臨危受命接替“總統”大位的李登輝，終其一生擺脱不了權謀與善於權斗的標記。在黨國依舊森嚴、充滿省籍隔閡的年代，台籍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內存在相當多的政敵，「民主先生」之名，當是彼時權力結構帶給李登輝意外的收穫，而非李登輝從個人價值上的溯源。若非美國外力施壓台灣，若非蔣經國率先於1987年宣布台灣解嚴，放寬了台灣政府對社會的各種控制，構成了台灣民主化的先設條件，其後的李登輝「何其有幸」？蔣經國逝世後國民黨內掀起「二月政爭」，由李登輝為首、本省人為主的「主流派」，以及外省人為主的「非主流派」，雙方政治角力在1990年2月以後逐漸白熱化，該次政爭也影響到後來國民黨的分裂。結果是曾經縱橫的蔣家及外省勢力在蔣經國逝世僅兩年便失去全權支配的影響力，且幾乎同一時間，李登輝在1990年代另結合「異己」的民進黨，以民主為名，共同推動台灣立法院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本土力量自此主導了台灣政治，台獨與民粹也被夾帶而入，由此紛亂了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

可以說，李登輝在任前後12年，從繼任到卸任，自帶民主光環的背後，實際上是一部從競權、奪權、鞏固權力，到排除外省、鞏固本土的權力鬥爭史，其中更夾雜着黑金陰影與台灣政治社會撕裂之痛。不論他如何詮釋自承於蔣經國，民主之於此間的李登輝，更像是相應於權謀、權鬥而生的一種手段，傾力內鬥、連外擊內、挾本土脅外省，最終取得的「民主先生」美譽，則是借殼台灣政治初開、社會始綻的強大民粹之集大成。李登輝貢獻了台灣民主的評價，一如歷史定位總由「戰勝者」定義，但倘若另從李登輝「輝煌」的權鬥史觀之，推動民主則不可謂讓他「名權雙收」，民主所賦予的價值真義，於李登輝而言，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

身份即是背叛

其次，大時代之下總有諸多造化弄人的情事，綜觀李登輝一生的身份矛盾與認同的一再背叛，即是活生生的縮影。

原名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出生1923年，正值日本殖民台灣時代，在教養過程中，不論是他早年信仰日本武士道，以及後來信仰基督教，都是帶有相當唯心論的思想，默化了他日後充滿矛盾的人格與雙面性格。在日本人的「身份」上，李登輝最受「中華認同」者非議的，莫過於他曾自言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自認「皇民」出生，接受正統日本教育，自然受日本傳統影響。李登輝終其一生的爭議言行與政治判斷，無不與他這個不具日本國籍的日本人身份認同息息相關。例如他在1995年《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出中國分裂「七塊論」，即帶有從前日本軍國思想的影子，再如他主張台灣是「無主之國」、「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大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其「不為中國」的立場早已言喻，也無怪乎李登輝亦能說出就連民進黨也不能接受的「釣魚島不歸屬台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些話語。

除了日本人身份認同的這一點根深蒂固外，李登輝的其他「人設」，則顯得階段性與十分漂移。李登輝和蔣經國的青年時代都曾是懷抱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熟讀社會主義理論著作，同經歷過共產黨的組織生活，背景相似，成為當時的「進步青年」。且由於李登輝農學的學歷背景、行事謹慎，故深得蔣經國賞識和歡心，予以多方提攜教導。

然而，李登輝在一段國史館的訪談記錄中，對於曾經加入共產黨一事，卻做了「參加共產黨，主要是為了對抗、要改革獨裁政府」的批註，但「同一個」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上阪冬子的訪問時，提及後來加入國民黨的理由，卻是「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不入黨的話，就沒資格參加重要的會議，也無法完成發揮所長的心願」。這「兩個李登輝」的自我解釋是「人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質言之，李登輝的種種「轉向」，無關乎價值取向，而是階段性的功利驅使，每一個新角色亮相都是對上一個角色的背叛。一如他在國民黨主席任內，運用政爭權鬥，裂解了國民黨；卸任後創立台灣團結聯盟（台聯）的同時，與民進黨間的關係從來曖昧莫名。

李登輝晚年時的演講，時而言談「我不是我的我」，示意在「我」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實現。這其實是李登輝過度的自我美化。難道借代成一句「李登輝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就能讓其人格更為凜冽？顯然是有一批李登輝粉作如是觀，但回過頭看李登輝一生的身份與認同上的定位，從來漂移不定也矛盾叢生，他有忠於過任何一個身份角色嗎？除了日本人認同外，找不到其他，李登輝不僅不忠於任何一個身份，甚至都以背叛作結。

留給繼任者經濟與民主爛攤

在台灣當前「主流」的論述上，李登輝開啟了台灣民主的形式，然多忘卻伴隨其後的效益問題。台灣民主的質量如何？台灣經濟的難題何解？這些彷佛都不與這位主政了台灣12年的領導人有關。

就落實台灣立法院全面改選以及推動台灣總統直選二事，李登輝確實就「選舉」這一個民主概念中的要素進行了十足的努力，他讓全體台灣人在制度形式上，得有投票權參與政治，是一功績無誤，但誰料想得到，李登輝其實也就只搞了個選舉的形式，甚至是付出了多少代價只換得了一人一票的成果。諸如充斥着腐敗味道的黑金政治，地方相應選舉而生的利益雜燴，這些困頓了其後台灣政治多少歲月？

再如經濟發展，蔣經國的務實與發展優先，曾經台灣讓「飛黃騰達」，與其說李登輝承襲蔣經國的信條，不如說得更直接，他繼承了蔣經國留給他一個富足的台灣。

然而，台灣經濟發展的轉折也發生在李登輝的任內，尤以兩岸關係的惡化，進而推展「戒急用忍」政策，不僅使蔣經國的「經濟觀」無以為繼，也開啟了兩岸政經關係脱離，台灣企業急赴中國大陸發展，卻只能自力更生，甚至遭自家後院政府質疑、阻撓的聲浪。也間接導讓後任者如陳水扁、馬英九，乃至於如今的蔡英文，各個執政必擱淺於經濟淺灘，無一倖免。回到根本，即是李登輝當時錯誤的經濟政策帶來的長足苦果所致，而所謂的台灣民主化階段，日後來看，或許只是一段由李登輝開啟的台灣衰敗的過程。

濫用台灣人主體性的渴望

回到李登輝逝世的7月30日當晚，離世的消息一出，台灣朝野政黨、各主要政治人物皆發表追悼李登輝的聲明，民進黨毫無意外地以「大星隕落」，緬懷李登輝，奉其台灣民主捍衛者，柯文哲則讚揚李登輝讓台灣走向無法回頭的民主之路，就連馬英九都表態肯定其對台灣民主化有貢獻。

確實，李登輝對於這一兩代台灣人而言，是具有吸引力與盼望的。不少台灣人在情感層面支持李登輝，並不是因為李登輝做得有多好，更多來自於他代表了本土精英「出頭天」的意義。出於上述情感支持的緣由，的確不需要二話，也不需要調侃、攻訐，而應當抱予理解。台灣人對於主體性的認識，應該得到尊重，但是問題即是在李登輝也十分了解這一點，甚至利用了這一點炒作起個人威望，進而謀取個人「民主最高」的聲望與權勢地位，這不只無恥，也作賤了台灣人最樸素的情感。

如果說，利用台人情感謀勢是李登輝的一種道德欺騙，那麼裂化台灣整體發展的結構、升高和平的災難風險，則是李登輝留給台灣的一筆爛賬、不幸的遺產。他讓台灣從兩蔣時期猶言光復大陸、奉一個中國為純粹底色的政治，漸進成為一個外來政權治下的「兩個中國」，推陳「兩國論」、「中華民國在台灣」階段論的結果，生成其後以隔絕兩岸為主調的台灣政治生態，包含前述在經濟上的「戒急用忍」，以及創造認同上的「新台灣人」，這些都一再讓本處於「一個分治的中國」底下的兩岸漸行漸遠，正確來說，是台灣在李登輝有意的行動下，遠離了「中國」。

儘管李登輝生前從未脱口「台獨」二字，但行動早已方方面面夯實了「獨台」，終於讓他無法擺脱製造兩岸裂痕，或說「一個中國」在台逝去的始作俑者，而其念茲在茲的台灣主體性，隨着時間嬗遞，終於被證明了，那其實是台灣綜合經濟等實力的總稱罷了——李登輝初掌台灣政權時，於國際空間得以有所突破，正是得益於彼時的台灣經濟尚具一定實力，因而得有意義地參與國際，提高國際能見度，甚至還能與北京進行一段時間的外交角力、為自己擴增邦交國。彼時的台灣不提「主體性」這個概念，難道就沒有「主體性」了嗎？相反的，正因當時的台灣有着堅強的經濟實力為後盾，雖不言「主體性」，卻十足能動。對照現在的台灣，一待經濟實力不再披靡，滿口的「主體性」只像是走在夜路吹着口哨，為自己壯壯膽而已。

而今細想，這個被部份獨派追悼為「台獨教父」的李登輝，撒手之後留給了台灣什麼？一個更有「主體性」發展的台灣嗎？還是一個空有選舉形式、卻無法優化內涵的民主？多黨競爭的結果只剩醜惡的黨爭與惡鬥？讓民主淪為人人天天自由奔放地喊着民主，卻反手做盡了反民主的賊事？台灣人聞此，想必心有慼慼焉。

只歎逝者已矣，生人何以堪？